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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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為我不會再出書了。我在《顧維鈞：歷仕四朝長樂老》一書裡用來記念麗豐的獻詞是「牽手．靈犀．封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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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獻詞是在麗豐還沒離開我以前就想好的，除了是感激她一輩子對我的愛、奉獻、與包容以外，還要感謝她在2024年6月間鼓勵我開始撰寫《顧維鈞》。麗豐說她很喜歡那句獻詞。她在2025年二月下旬最後一次住院的時候，看起來仍然非常美麗、溫雅、安詳。我告訴她說，不知道的人，絕對看不出來她是生病的。當時的我們完全沒有預想到那會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月。有一天，她要我覆述那句獻詞給她聽，她綻開了美麗的笑靨又再一次告訴我說她喜歡。3月5日，我們轉去我們先前就決定好要去的安寧病院。她在19日離開了我。書是在6月3日寫成，6月14日潤飾完畢的。從開始寫作到完成，剛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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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立時「封筆」，因為我要用來記念麗豐的書當時還沒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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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沒有立時「封筆」還有一個更迫切的理由，那就是我失去了麗豐以後，頓然失去了活著的意義的失重感。那種失去了活著的意義的失重感，有一句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來形容自己的成語：行屍走肉。一個人傷心到了極點的時候，即使不去自殺，也已經彷如行屍走肉。我從來沒有想到「行屍走肉」是一個那麼貼切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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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彷如行屍走肉以外，我失去了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一直到現在，我每一聽到什麼秘密或者有什麼悄悄話要說，直接的反應就是：等會兒要告訴麗豐。然而，有多少次，我話到嘴邊，才猛然驚覺我已經傾訴無門了。我從來沒有想到「傾訴無門」這句話所描述的，那種話到了舌尖卻猛然頓住的碰壁的感覺，可以是那麼地令人窒息、那麼地令人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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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如行屍走肉，又傾訴無門。對我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來說，就是需要看心理醫生。也許是文化的關係，也許是一輩子所生成的傳道解惑的職業病，也許是自詡為擅長作心理分析的寫家，我一直回答說沒有必要。為了讓女兒放心，我說我是用寫日記的方法來作自我的心理分析。這就是我寫「別後心語」一個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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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寫「別後心語」絕對不只是應付女兒，那更是我自救的一個方式。一個人即使是彷如行屍走肉，只要他還沒有自殺的衝動，他必須去尋找繼續活下去的意義。同樣地，一個人即使是傾訴無門，只要他還沒有絕望到讓自己自絕於人、於世的地步，他必須去尋找一個傾訴的管道。我當時還不知道有Chat-GPT這種用人工智慧生成的傾訴對象。現在雖然是知道了，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去跟一個用程式設計出來，投我所好的虛擬人對話。我在開始寫「別後心語」的時候，是期盼著我們能有幸像《第六感生死戀》（Ghost）電影裡面的Sam和Molly一樣，雖然她已經離開我了，但她可以像Sam一樣，一直留在我的身邊，跟我說話。雖然我聽不見、感覺不到，但她可以跟我說話、抱著我、親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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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感生死戀》這個電影是麗豐跟我都非常喜歡的。我們前年來紐約醫病的時候，就常常談到這個電影。我們衷心希望她能像Sam一樣，一直留在我的身邊。就像我在今年十一月初回台北之前所寫的一則心語裡所說的，我現在相信麗豐是一直在我身邊的，甚至是活在我的身心裡的──用我在心語倒數第二則裡的話來說。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寫「別後心語」，是在向知我、愛我、而且仍然一直是活在我的身心裡的麗豐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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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麗豐離開了我以後的第三天開始寫「別後心語」。一直到7月8日為止，每天都寫。後來，就開始有斷續的日子。十一月回到台北那三十天斷續最多。然而，即使如此，一年下來，居然寫了二十三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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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動念出版「別後心語」。2025年九月底，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知名的專欄作家羅傑．羅森布列特（Roger Rosenblatt）寫的一篇分析他多年來一直不能跳出哀傷的文章。他說多年來，他每一想到他早逝的女兒，那種痛楚，就像是有長矛穿心的感覺。他提到了心理學家在分析人們在經歷哀傷的過程中有所謂的「拒絕承認」（denial）、「不能相信」（disbelief）、「接受」（acceptance）等等的分期說。他說他最近發現了一個沒有任何心理學家說過的次階段。他說這個次階段可以說是「接受」階段的體現，但比一般所謂的「接受」來得更為積極和正面。他說他把他這個新的經驗寫下來，因為他覺得也許可以幫助有類似遭遇的人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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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歡羅森布列特那篇文章，覺得卑之無甚高論。我跟永安在電話中談了我的感想。永安一直知道我在寫「別後心語」。她一直鼓勵我應該考慮出版。她十月初來紐約看我的時候，我們又進一步談到了有關哀傷的問題。她後來還傳給我她從前寫作班老師談她多年來如何面對她女兒在五歲時早夭的哀傷的一個語音專訪。永安說英文裡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與書籍非常多。她又再次鼓勵我考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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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直到了2025年十一月初要回台北的前幾天，才開始動念出版「別後心語」的。一方面，我想那也是記念麗豐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我認為一定有很多人跟我有類似的境遇以及哀傷莫名的經驗，套用羅森布列特在那篇文章裡的話來說，也許對他們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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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別後心語」出版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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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書一束」則讓我像走進了時光隧道，回到了五十五年前我跟麗豐開始戀愛的甜蜜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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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麗豐離開了我五個月以後，回去處理她用愛心佈置經營起來、一直捨不得割捨的美麗的家。她第一次告訴我說：「就處理掉吧！」是在2024年11月間。女兒怕我觸景傷情，建議我用最短的時間整理，只帶走重要的文件跟一些有記念意義的東西，所有傢俱、衣服、書籍都交由專門負責的公司處理掉。我回家以後，體認到我要好好整理我們心愛的家，會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在失去了麗豐以後，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東西是我不能割捨的了。於是，我就毅然決然地割捨了一切，只把重要的文件跟一些麗豐喜歡、並具有記念意義的東西、以及我自己所寫的書各兩套拿回來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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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我到機場去的車子從家門前啟動。我側過臉去，凝視著逐一從我眼簾裡消失的主臥室、客廳、飯廳、書房、洗衣房、女兒臥室的外牆。我從心底默默地跟我們那美麗的家和心愛的一切道別。美麗心愛的家一從我的眼簾裡消失，我硬著心把頭轉了回來，直視著車窗前的藍空，把「割捨」兩個字囫圇地吞進心底，連咀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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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我帶回紐約的文件裡，最具有記念意義的，就是麗豐少女時期所寫的日記以及我倆的情書。我倆的情書，麗豐根據時段，用緞帶分別束成了五束。數量最多的是1977到1978一年之間：我寫給她63封，她寫給我54封，分成兩束。我倆在一年之中寫了那麼多信，等於是一個星期一封。這是因為我1977年來美國留學的時候，由於依親必須等待一年的荒謬的規定，我倆無奈只能靠魚雁往返來訴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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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五束情書裡，最讓我愛不釋手的，是我倆極速進入熱戀期間所寫的情書：我寫了46封，麗豐寫了43封。我寫給她的第一封是1970年4月14日。兩個月以後，我們已經進入熱戀，見面的次數增加，寫信的頻率開始降低。用麗豐在1971年5月5日給我的信裡的話來形容：「好久好久都沒給你寫信，只因我可以常常跟你在一起，只因我能躺在你的懷裡、圈在你的臂膀裡。」第46封是1974年8月2日寫的。當時我已經在唸研究所，我倆幾乎是每天見面，已經無需透過文字來表達彼此的相思了。一年以後，我們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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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現在還沒有回去重讀我倆在1977到1978分別一年當中的情書。我最先讀的，是我從來就沒讀過的麗豐從少女時代到跟我進入熱戀初期所寫的日記。我在讀她的日記的時候，好像是走進了時光隧道，回到了五、六十年前純情少女的她的世界，一直要等到我闔上她的日記，方才從時光隧道回到現在。在往返於這個時光隧道的那幾天裡，我的心情就彷如坐雲霄飛車一樣，升上去的時候，是回到了她純情、我們蜜也似的熱戀的雲端，彷彿她還是一個少女、還在這個世界上、還依偎在我的身邊；陡降的時候，是跌進了我再次驚覺她已經離開我了的現在的低谷。我那幾天心情擺盪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連女兒都勸我暫時不要去讀我倆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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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看完日記幾天以後，我終於還是按捺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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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我的心情居然相當地平靜。就像我在「別後心語」裡所反省的，我不只平靜，而且有昇華感。我為我當時能深思、能剖析、能愛敢愛、又敢於表達的能力感到自傲。與此同時，我又能在用字遣詞上知有所節制、有所斟酌，不讓自己的激情氾濫於文字上。我相當欣喜當時的我，能在文字上讓自己的激情昇華，讓麗豐讀起來覺得純美、絢麗，能沉醉於其中，從而能掙脫那陳腐的禮教之防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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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在十一月初要回台北的前幾天，開始動念要出版「別後心語」，想到要出版「情書一束」，則是在11月3日飛回台北的班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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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動念把「情書一束」繫於「別後心語」之前，出於一個想法和一個感悟。「別後心語」是日記的形式，寫的是當下的心語。不像小說，它沒有來龍去脈的軌跡可尋。讀者顧名思義可以理解為什麼是「別後」，從而咀嚼「心語」，但無從領會「別後」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小說用敘事的方法鋪陳故事。把「情書一束」繫於「別後心語」之前，雖然中間有五十五年的空白，但可以用來管窺兩者之間的來龍去脈。從這個意義來說，《情書一束．別後心語》，跟小說的有始有終，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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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動念出版「情書一束」，也因為我感悟到我當年所寫的情書有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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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在情書裡用字遣詞節制，但在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的激情很快地就讓我衝破了傳統的禮教之防。純真的麗豐又愛又怕，完全不知所措，在最初的幾個月，一直在欲拒還迎之間徘徊掙扎著。她有好幾次想要跟我「疏遠」，甚至還一度定下了連她自己都執行不了的一週只能見一次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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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自以為是我的疼惜、努力、以及唯美、昇華的文字幫忙了麗豐克服了她的矛盾與掙扎。一直到讀了她的日記，我才領悟到真正衝破了傳統的禮教之防以及社會上庸俗的價值觀的網羅的，不是自以為特立獨行的我，而是純情、理智、而又敢於嚮往著絢麗的愛情的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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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麗豐的大學同班同學──她低我一班──在我們回台北聚會的時候，還常常會把我倆當時在校園裡敢於公然親熱──當然是當年的尺度──拿來當作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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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熱情，而且有厭惡權威、鄙夷吹捧的文化、衝破傳統僵化的男女之防的桎梏的衝勁。幾年前，中研院一位研究人員曾經指著我的鼻子半開玩笑地說我桀驁不馴。不管她說我桀驁不馴是褒還是貶，她是說中了我性格中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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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再怎麼地敢於衝破網羅，我不可能不為我心愛的麗豐設想，不可能不疼惜她在禮教之防的壓力下的掙扎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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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麗豐跟我成長的階段裡，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宰制我們，是到了男女在公開場合手牽手都是逾越了禮教之防的地步，更何況是擁吻呢！我在情書裡禮讚愛的純美、絢麗，在文字上唯美、昇華，在用字遣詞上節制，是因為我疼惜麗豐、尊重她的感受，要讓她釋懷，絕對不讓她覺得親熱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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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只是在情書裡用字遣詞節制，在我倆約會的時候我也懂得自制。即使我一再地衝破網羅，她不須要告訴我，愛她、尊重她的我，知道她的堅持與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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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讀者一定很難想像那個時代禮教之防的觀念對年輕人所加的桎梏。舉一個現在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的女性是不敢輕易逾越的例子。我大學同班一個跟我相當熟悉、而且很談得來的女同學有一次寫信給我。我知道她一定躊躇良久，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我。連名帶姓，是當時同學之間當面稱呼的習慣，但作為書信上的稱謂，未免唐突失禮；稱呼我為江同學，又未免太沒創意；直呼我的名字，則又似乎超越了作為同學的禮教之防。最後，她決定在稱謂欄留白。我接到她的來信，看到稱謂欄空白，不禁莞爾，但完全不意外，而且也一點都不以為意。我完全了解那是禮教之防的桎梏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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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麗豐開始寫情書，第一封是我請她先寫的。雖然我們是一見鍾情，而且已經約會過了幾次，在我請她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倆都很清楚我們已經是彼此愛戀著對方的了，但我相信寫第一封信的她，一定也不是完全不會躊躇的。聰慧靈巧的她，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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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在大一結束以後出了一本鉛印的班刊。班刊裡有一篇全班同學的素描，每人就簡單幾句。我已經不記得負責撰寫這個素描的同學是不是全都用英文縮寫來稱呼每一個人。我的縮寫代號是“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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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慧靈巧的麗豐，就用“J. J.”這個可以不落痕跡、不會讓人非議的稱謂來稱呼我。我讚嘆她的聰慧靈巧，也很高興地常用“J. J.”來稱呼我自己，雖然我寫給她的第一封情書是署名「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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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書一束．別後心語》所記念的，是麗豐的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