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曼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的第五人，這是只頒給美國四十歲以下優秀經濟學者最崇高的獎項。二○○四年獲頒有歐洲普立茲獎之稱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社會科學獎（the 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Social Sciences）。
1994年底之前，知曉克魯曼大名的很可能限於經濟學術圈，以及美國部份閱讀過其雜誌文章者，但他在該年底，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的〈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指出，東亞各國以往藉由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因素「數量」的不斷增加使用，所造就的「經濟奇蹟」，已因生產因素的衰竭，但技術進步卻無法提升，而接近尾聲，將與1930、50年代的蘇聯奇蹟那樣地消失相互呼應的特異觀點，引發世人議論紛紛。
就在兩年半之後爆發東南亞金融風暴，似乎正好印證其「亞洲奇蹟殞落」的預言，於是克魯曼一炮而紅，到處爭相邀約，其一言一行被全球媒體大量引述報導，「大師」、「諾貝爾獎候選人」等頭銜加身，而其過去所寫的文章也水漲船高，說洛陽紙貴也不為過。台灣出版界在當時也趕上這股風潮，接二連三出版他的書。據我所知，1999年1月、5 月、8月就分別有《克魯曼驚奇》（The Accidental Theorist）、《全球經濟預言》（Pop Internationalist）、《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三本書在台密集面世，2000年2月又有《沿街叫賣的繁榮》（Peddling Prosperity：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出版。
在這本《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新書中，克魯曼更將觸角伸進政治領域，以「政治經濟學」描述美國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的政經發展史，再一次發揮他以優美文章說故事的能耐。這本書旨在哀悼美國中產階級的消失、所得分配的極端不平均，也可用這兩年非常流行的「M型社會」來形容。克魯曼在陳述美國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認為全球化和科技變遷這種一般共認的原因並不能解釋美國中產階級消失、所得分配惡化，而是體制、行為準則和政治力的改變，他於是描述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競合經過，行文中貶抑共和黨、贊揚民主黨。
1999 年8月我以「凱因斯已經還魂？」為題評論克魯曼的《失靈的年代》一書，指出他比凱因斯更像凱因斯，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並建議重閱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對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的診斷，且呼籲「釐清政府的職能，還市場機能的充分運作，讓每一個真正具行為能力的『個人』，在學習試誤當中負起應有的責任，更重要的，讓墮落的人性重新拾回誠信等倫理道德，實在不宜再因循放任讓只重短期的凱因斯魔法再三地愚弄了，否則蕭條夢魘會更密集地蒞臨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