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新文學的「模範」其實是眾多的西洋文學的「譯作」，它本身有因襲、有創造，但卻都成了別人學習的典範。因而說：這些繙譯創造了新文學的作品形式與內容意識，或許亦不為過。就以作品形式而言，在諸多的嘗試之餘，小說或許採取了「減法」，減去了章回的回目與回內呼應對仗回目的故事結構，減去了說話人的口吻與論說，以至引詩、評點等傳統舊習。詩則顯然在放棄了以中國舊詩體之「以中詩譯西詩」的嘗試後，（少時曾見分別以五言、七言、樂府與楚騷等舊體詩繙譯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合集，此書已無法尋索，僅記得楚騷體的譯者就是胡適），採取了加法：分行、分節。漸以白話繙譯詩意，但仍力求押韻、節與節之句數一致，更要求字數，或調整句內的音節，至少是音節數的勻整等等……這種各類音律的考量，都曾有多方嘗試，它們未必形成通用的體式；但分行、分節，語句詩意之跨行連結，形成戲劇性的對比……則已了新詩以至現代詩的通用表現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