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麼思忖著。一些相關於我的詩與其他文類的論著,浮現在我的腦海。一位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研究生晨悟(Wasim Hussain)的《認同的探索在台灣:詩人和批評家李敏勇》(IDENTITATSSUCHE IN TAIWAN:DER DICHTER UND KULTURKRITIKER LI MINYONG,1997);台灣師大國文所何元亨《李敏勇現代詩研究》(2007);中山大學中文所王麗雯《笠詩社戰後世代八家研究》(2007);中興大學台文所陳鴻逸《記憶與詩語—以李敏勇、陳鴻森詩作為例》(2007);彰化師大國文所黃怡慈《李敏勇作品研究—以現代詩為觀察範疇》(2007);中正大學台文所鄭靜穗《李敏勇的文學創作與文化活動之研究》(2009)。這些人有心的探索都是顯出我詩的光譜。蔡佩君《詩的信使—李敏勇》(2010)這本傳記書,更將我的詩文本和我對文化、社會、政治的思考與介入以及如何相互滲透,作了深入的探討與挖掘,提供了文學閱讀的另一種樣貌—所有這些詮釋與解讀都相對了我的自我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