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我感到也許有另外開拓紅學視角的必要,《大觀紅樓》系列即是為此而生。簡單地說,一般而言,《紅樓夢》的多數讀者都同意、甚至堅持曹雪芹是反傳統、反封建、反禮教的,情、禮(理)是對立的,小說所寫的就是情、禮(理)的對立所造成的個人悲劇,為此而對諸兒女發抒不平與同情。本系列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曹雪芹和《紅樓夢》都是站在傳統的、封建的時代脈絡裡,去面對和思考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而對於人與人之間,包括親子、婚戀、朋友的各種關係,也都是主張「情、禮(理)合一」為最高境界。小說中固然出現了各種不盡如人意的缺憾,但缺憾作為存在的必然,本來就是每一個個人、家庭、社會都無法免除的面向,如同第七十六回中透過一段對話所表示的,湘雲笑道:「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遂心,他們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就如咱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卻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恰似托爾斯泰(Lev N. Tolstoy, 1828-1910)在《安娜.卡列尼娜》這本小說一開始所說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可惜世上的幸福家庭何其稀有,描寫幸福家庭的作品也明顯少得多,海明威(Ernest M. Hemingway, 1899-1961)甚至說:「如果你有一個不幸的童年,那麼恭喜你,你會成為一位偉大的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