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解放」紅塵

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一)：一位地下黨員的悲劇人生

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二)：紅色川妹子的淒苦人生

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三)：革命少爺的革命人生

被革命吃掉的「紅岩兒女」(四)：投江紅湘女

前後「十六字方針」——中共地下黨的宿命

師哲被「吃」

《腹地》悲劇六十年——1949年後首部被禁紅色小說

出兵朝鮮內幕與終局

國共戰俘兩重天

高崗案真相

《內參》裡的1950年代

奉賢縣委放火案

張瑞芳——尷尬《李雙雙》

「劉少奇的苦」

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第四輯?? 「反右」紅飆

「反右」前毛澤東心態分析

紅色才女楊剛自殺之謎

徐鑄成劃「右」祕聞

傅作恭之死

「右派殺人犯」與白茅嶺冤案

蘭州《星火》案

張春元越獄記

濃春時節送壯士——與張元勳深談北大學生「右派」

關肅霜與李廣平

顧準的人格

未曾謀面的岳父

又一份民間〈祕密報告〉

反右對「五O後」一代的傷害

「反右」研究綜述



結語：頑強的民主——從儲安平到「兩頭真」

跋

序



　　本集專述「激情燃燒」的1950年代，史褶滴血，疤痂未合。以事為證，以史為憑，多列證據，少發或不發議論。不過，這麼一段血腥肅殺的瘋狂歲月，實在做不到某些香港學者要求的「純客觀」。述史敘事不可能沒有一點傾向性，只能儘量「莎士比亞化」─史論出自史實本身。



　　1950年代，中共暴力推進共產，用刺刀與漫畫鋪展「最新最美」的紅色圖紙，強塞大陸於馬列之鞋，吾華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偉大毛時代」，腥風血雨、肅殺猙獰，長夜難熬。僅舉一例─



　　1950年，西南師院外語系19歲女生郭輝霞，其父「逃亡地主」走投無路，兩天未食，投江前見女兒最後一面。女兒領至寢室：「你躺一會兒，我去給你買兩碗麵條吃。」女兒沒去買麵條，而是叫來公安，一起將父押送回鄉。女兒參加鬥爭會。結果，先打「逃亡地主」，接著揪打地主女兒，「打她的騷勾子（屁股醜稱）！」郭輝霞被扒下褲子打得皮開肉綻。西南師院吳宓教授認為太傷風化，專門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



　　土改、鎮反、肅反，至少殺了200餘萬「階級敵人」；三大改造（農業、手工業、工商業公有化）、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61年至少餓死四千萬「階級兄弟」；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寰內士民瑟縮捱命於「無產階級專政」。恐怖越來越濃，日子越過越窮，苦難越來越重，還須時時念叨「黨的恩情」、天天得跪謝中共，必須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若無1950年代的「激情燃燒」，沒有思想改造運動（六旬教授都得扭秧歌），就不可能有反右、反右傾、大饑荒、文革、六四。沒有馬列主義的引導，就不可能有走入地獄的公社化；沒有焚燒理性的1950年代「激情」，就不可能有公然失信天下的「反右」、不可能再演兔死狗烹的「文革」、不可能有坦克碾街的「六四」。



　　文革後，血腥「鎮反」（鎮壓百萬「反革命」）、人禍「公社化」不便再提了，禍國深重的反右，明令「淡化」。但土改還是「大仁政」（窮人翻身），抗美援朝還是雄赳赳氣昂昂的「保家衛國」，大陸人民仍須繼續磕頭謝恩，無限懷念「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否則就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破壞安定團結」，就是「妨礙國家安全」……



　　英國阿克頓勳爵（1843∼1902）早有警言─



　　歷史不僅是一個發現的航程，也是一個與敵人鬥爭的過程。敵人就是早已實權在握的人，這些人強烈希望隱藏真相。



　　穢史者自穢，謗書者自謗。「偉大毛時代」真相漸露，天安門毛像搖搖將墜。但出於「合法性」，中共仍在精心裝飾1950年代，似乎那是一段與民更始、百廢俱興的「美好時光」，大陸人民「意氣奮發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中共之所以還在維護老毛形象，還在修補這段千瘡百孔的災難歲月，當然是「司馬昭之心」。「紅燈」仍閃，意識形態未拆違清障。「階級本能」使中共敢做不敢書，動用一切手段遮抹血印，以推捱「歷史審判」。只是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遮掩那隻馬腳─政治利益。還原1950年代真相，凸現這段被竭力「淡化」的史實，當然是正義的「填補空白」。



　　如今，中共已完全背叛馬列原教旨、背叛「毛思想」，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以「三大改造」為標誌的中國共運澈底失敗，「西風」終於壓倒「東風」。中共希望用「後三十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解釋「前三十年」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合法性，南轅北轍，驢唇馬嘴，當然是永遠無法完成的「歷史任務」。



　　筆者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久伏「鐵屋」，50歲才在香港驚悉「大饑荒」，研究方向發生「戰略大轉移」─從浪漫文學轉向實沉史學，由於不合中共「主旋律」，在大陸完全邊緣化，分贓式的各級課題一律與我無緣（無論我怎麼申請）。從結果看，非常感謝見棄於「黨和政府」，反而成就我研究的「價值最大化」，將我旋送至解析赤潮禍華這一大課題。出身大興安嶺的築路小工，能參與國家意識形態重大轉型，以這樣的方式「報國」，深感榮幸與焉。



　　官史無真，逢惡必諱，利益壓倒是非。尤其當代史，鉤掛諸多政治利益，阻力自必重重。不過，中共幹都幹得，豈有評說不得？親感親受，親歷親述，勢必「主觀」，雖帶好惡，但原始鮮活。後世學者純粹依靠資料研史，缺乏現場感，多多隔膜，也有相當局限。



　　筆者從小嗜史，50歲由文入史，也算葉落歸根。文學研究者不少中年轉史，一些作家（如馮驥才）也從虛構轉向紀實，大概也是「價值昇級」。二十世紀國史如此苦難深重，文學畢竟高蹈輕淺，難羈我步。青年愛文，中年研史，晚年思哲，實在也是學人的「必由之路」。浪漫空靈的文學，難以承載歷史之重。1980年代解凍初期那陣「文學熱」，寒蟬仍噤，送走「兩個凡是」，來了「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框定思想，不許揭露文革傷痕，不准指說毛共罪惡，只能用文學曲筆「彎著說」，文學因承擔史學功能而顯赫一時。隨著反思深入，明晰直接的史學自然百倍給力於形象思維的文學。



　　1990年代，「六四」後去職的《深圳特區報》副總編韓寅之女大學畢業，得自謀職業，向父親抱怨。父親乃1960屆復旦新聞系畢業生，開導曰：「自找單位是難點，但較之我們當年的計劃分配，硬『拉郎配』，任掌權者擺佈，家破人亡，撕心裂肺，口含黃蓮還不敢呻吟一聲，今天的自由擇業要強得多。」1960年該父畢業，父癱、母瞎、妹肺穿孔，他打報告要求留滬照顧家庭。系總支書訓斥：「你是革命第一，還是家庭第一？」他只能噙著眼淚咽著苦水，為53.5元工資赴贛。是年冬，其父見背，1964年老母去世。筆者1982年大學畢業，系總支書教導我：「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畢業哪像我們100%就業。」明明剝奪自由，卻被說成「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歪歪理難道不需要擰過來麼？



　　2013年，一位青年責問老年「右派」─



　　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反抗他們？



　　這位老「右派」極為擔憂─



　　不去譴責專制者反而去譴責受難者，這真叫人有點擔憂。前兩年，我不再擔心中國再會發生「文革」的可能，現在不了，樣板戲又唱起來了，毛主席又被尊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討個公道」了……當歷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來重演一遍的可能。



　　我們這代赤禍親歷者（尤其人文學子）負有不容推卸的歷史責任：將赤禍釘上史柱─「千萬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