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氣候變遷社會學：高碳社會及其轉型挑戰

推薦序一

典範轉移大不易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周桂田教授是我在臺大社會學系的早期學生，畢業後到德國師承Ulrich Beck教授，專攻風險社會的新社會科學領域。學成回臺，更專注於環境社會學、風險社會和氣候變遷，他在這三個相關重要領域都有很多論述著作，並成為其中的佼佼者。

　　桂田的上一本書《風險社會典範轉移》（2014），重點還放在比較抽象和理論的論述，算是他對第一現代「風險社會」與第二現代「不公平社會」之間典範區隔的一般性交代，讓讀者對此領域有打基礎的作用。

　　這本新書就更進一步直指全球氣候變遷加速。臺灣風險社會的來臨，也惡化「高碳經濟」對臺灣不永續發展的險惡狀態。「在地論述」是這本書跟前一本書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很欣賞的本書特色。

　　不只「在地論述」，當中桂田另有進一步的「在地行動」，針對臺灣該如何從高碳社會走向低碳社會的必要轉型，提出策略思考的兩個大方向，一是診斷（本書的第一、二部曲），二是藥方（本書的第三部曲）。在診斷篇的剖析中，讓我心有戚戚焉者包括剖析「高碳經濟社會」的結構和惰性，和批判民眾對氣候變遷的焦慮和企業抗拒及政府失責之間的矛盾。而在藥方篇中，讓我有同感的則是對公民集體認識的覺醒和倡議公民社會運動的集結。他更提倡將臺灣的綠色運動從「反污染運動」層次提升成為「氣候變遷風險運動」。用我的觀點來說，就是整合和擴大已有的反公害、生態保育和反核三大環境運動支流匯合成為一個以關心和催促臺灣從高碳社會邁向低碳社會的社會變遷運動。這一點深獲我心。

　　這麼一個大規模的社會轉型運動要動員的知識、溝通、遊說、行動、策略何其多。涉及的「鬥爭」（抗爭）也何其大。就我長期研究臺灣典範轉移（從認知、態度、個人行為、集體運動和政策改變創新），坦白說三十年來臺灣仍然在目睹從舊成長典範（growth paradigm），到新環境典範（environmental paradigm）的轉移中；雖持續，但不快，而且阻力不小，在政策上更是猶豫、蹉跎時有所聞。可謂典範轉移大不易。

　　不過，我也清楚看到在典範轉移過程中，有進步先鋒，也有抗拒的反動者。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不外就是如何壯大進步的低碳前鋒人士，去直接對抗那些高碳反動者。尤其要注意的不只是那些明目張膽的高碳企業家，還有那些躲在高碳利益後面的政府官員。

　　希望這本《氣候變遷社會學》能給所有關心臺灣永續海島前途的朋友，帶來些許的啟發。

推薦序二

風險時代的暮鼓晨鐘

顧忠華（政大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2017年剛剛開始，全世界的人們似乎就嗅到了種種不安定、不確定的氣息，這主要是從政治領域擴散開來的「黑天鵝」式衝擊，如英國啟動脫歐程序，翻攪歐洲政治秩序；又如美國的川普總統一上任即下令禁止中東數國人民入境，乃至悍然否定氣候變遷有科學根據，令人對其種種作為不寒而慄。或許，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風險時代」！

　　「風險」的意涵，本身即指涉前景未明、可能隱含突然發生的凶險和災難。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一書，大大開啟社會學研究風險議題的途徑。而周桂田教授作為Beck的學生，更是致力於將風險研究應用於探討臺灣的現實問題，同時也試圖進行理論創新，不斷豐富有關風險認知、辨識、溝通、集體行動、乃至治理模式的論述和解析。這本《氣候變遷社會學》正是其最新力作，值得關心臺灣未來發展以及全球人類如何應對風險議題的讀者們認真研讀，更希望具有決策權力者能夠擷取建言，化成有效政策，建立起監督、預防和處理重大危機的機制。

　　扼要來說，周桂田教授補充Beck的「典範轉移觀點」，認為對治全球風險，需要採取由「國族主義」到「世界主義」的轉向（cosmopolitan turn）。而社會科學的分析同時應是跨越疆界、跨領域、跨科技、跨社會階級、倫理、世代、性別、族群的視域。就本書的角度而言，則是從人文社會觀點進行跨界分析，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人類社會與行動的各種層次衝擊及治理。這個進路相當程度提升我們對於包括氣候變遷在內之最新風險議題的因應能力，也創造出臺灣經驗和全球風險研究接軌的機會。特別是在美國川普政府質疑氣候暖化真實性的此時此刻，本書呈現許多事實真相，反倒像是暮鼓晨鐘般，不容世人視而不見。

　　總之，本書除了反省西方近年來的風險論述，提出立足於本土化素材的理論創新，使得原本較侷限於西方思維的風險治理觀，增添更為「全球」或「世界主義」的視野；另一方面，作者透過脈絡性的社會結構觀點，探索臺灣自發形成的公民認識論、科技民主與社會強健性知識等元素，並以具體數據和事件來分析臺灣的決策模式、專家政治、風險論述、管制邏輯與風險文化，描繪出臺灣長期以來辯證出的各種氣候風險治理與環境運動，十分難能可貴。尤其作者殷殷寄望於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以及公民科學家，將草根力量視為展現自我保護決心的基地。的確，當面對接踵而來的災難性風險，以及人為製造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而政府甚至成為了問題來源時，全世界自覺的公民們，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三

理論與實作的連結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本專書的出版，可以說對臺灣探討有關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社會學研究領域，提出非常重要的成果，開展出新的研究議題，並且引領未來持續分析的方向。《氣候變遷社會學》全書共十章，內容非常扎實豐富，是周桂田教授在高碳社會與環境永續議題上過去五年累積學術研究的精華，充分顯示他對於這項艱辛學術工作高度的投入。而本書章節的安排相當有創意，除了深入分析問題之外，更處理和社會實踐高度相關的公民認識論和社會韌性的議題，對於臺灣環境永續由下往上發動的社會改革很有啟發性。

　　有關於能源、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問題，桂田清楚指出，需要透過世界主義的治理架構來推動，但是近年來歐洲各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排除性非常強的新國族主義的興起，除了建立關稅障礙，反對全球化、反對移民、發展極端民族認同外，更可能退出跨區域或政經組織，這將使得跨界共有資源的治理遭遇到非常大的阻礙；面對這樣的變遷趨勢，公民社會的行動者、政治團體要如何因應，尋求可能解決的方案，應該是在這本書後續重要的探究課題。再者，新國族主義的興起凸顯國家機器在全球變遷議題的重要性，公民社會和國家機器、市場的企業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要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調合或改變，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因此公民社會理論的理論視野需要擴大，以便探討這些議題。我們非常期待桂田再接再厲地投入這方面的研究，提出他具前瞻性的看法。

　　桂田從大學時代就熱心公共事務，經常站到第一線帶領公民運動，展現出優異的論述和領導能力，也達成許多社會改革的目標。當他完成博士學位，成為我臺大的同事，並且選擇具有公共性的研究主題深入鑽研，我一點都不意外。只是相較於二十七年前的情況，桂田是以堅實的學術研究當成社會改革的後盾。在學校內籌措資源創設「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結合來自各校的學者進行長期風險社會議題的研究，發展出在全球脈絡下但具有在地特色的理論觀點。同時也積極辦理各式各樣的演講或展覽，提升公眾對於氣候變遷、空氣污染、能源等議題的關注，甚至於參與實質的行動方案。在校外，桂田則是主動參與環境保護運動、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國家的政策、也連結公民組織共同來解決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整體來說，桂田是一個理論結合實作的學者，不會只侷限在學術的場域，而是選擇積極實現學者與大學的社會責任，這是相當不容易的研究路徑，但是桂田突破許多困難，成就學術與實踐上豐碩的成果。

自序

　　思考任一國家的未來，需要不斷纏繞分析該國內部政經社會的辯證、在該區域（如亞洲、東亞）脈絡的競爭演化、在全球銳變中的前瞻定位與引領發展的角色。這三部曲，就一個國家建立其當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隨著新舊世紀更迭前後之全球化運動，更顯複雜。亦即，全球化帶來豐富、多元、異質的挑戰，一方面鑲嵌在資本主義更為深化的過程中，另一方面新興的科技、疫病、食安、健康、氣候災變與倫理的衝擊越顯興盛，其帶來的機會與風險對立面，就是任一國家、社會的韌性（resilience）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建構過程。

　　越有系統性的反思、批判與創新該社會的進程，並驅動轉型，則該社會越具韌性；反之，則越具脆弱。

　　在前一本專書《風險社會典範轉移》（2014），我企圖整理與分析風險社會理論闢析新興科技、全球化問題的關聯，是屬於比較理論性質的討論；而本書則是前述三部曲的第一部曲的試音，將焦點集中在臺灣內部對氣候變遷、環境風險與產業轉型的辯證衝突。事實上，不僅僅是氣候變遷與環境災難面向，新興的科技、食安與疫病風險，或者勃發網路、雲端與物聯網發展，我們都看到其風險治理上典範轉移的高度衝突，從國內延伸到區域、甚至全球。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耐去因應並反身性的驅動社會轉型，而引領區域與全球？或者，我們僅變成脆弱性的國家，在未來成為全球的落後者？在這個假設下，我也關注到即令劇烈的全球化衝擊，臺灣許多部門包括政府、學界與產業，仍多抱守殘缺的舊典範運作；而這個現象，從各部門進行決策與治理仍然獨尊各個單一的科技與經濟智庫，遑不論其客觀獨立性，其結果是嚴重的忽視、欠缺社會轉型的政策論述。我認為，國家需要成立能夠前瞻分析當今跨界科技、風險與治理的社會研究智庫。

　　從本書這第一部曲試音，就可以看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在這本書中，我拉長分析近二十年來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的產業政策規劃與執行面，其中凸顯政府持續陷入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的路徑依賴，而欠缺前瞻、翻轉的治理魄力與思維。最清楚不過的證據是，臺灣從1990年至今，二氧化碳排放從1.3億噸持續升高到目前的2.5億噸。亦即，二十餘年來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並未隨著階段性的穩定而創新，反而固著在高碳經濟模型；殊不知，許多具有轉型創新的國家，在國民所得超過1萬美金後即與碳排放脫勾，而躍入綠色創新國家，如英國與德國在1990年代的轉型路徑。而新加坡與以色列國民所得早已接近或超過3萬美金，但其近二十年並非根著於碳排放經濟模型，而是透過各種轉型創新，尋求國家永續經濟發展之道。這也就凸顯臺灣需要建構新的社會發展思維、制度能量與政策研究能耐。

　　而依據2015年底COP21決議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聯合國將於2018年盤點各國排碳情形，並於每五年審查其減量措施與成果；而這樣的要求需要整個國家各部門動起來，進行全盤社會大規模的、系統的變革，或如李遠哲院長所大聲疾呼的急速減碳。然而，即使臺灣已經完成第三度政黨輪替，但舊有的路徑依賴似乎仍具有強大的鎖入效應（locked-in effect），將國家發展鎖住在舊有的發展軌道。而這樣的發展若延續本書中所分析的國家與社會高度的互不信任、互為對峙之僵局的風險治理，則表示臺灣將持續陷入典範轉移的困境，成為國際上研究全球化跨界衝擊的負面案例。

　　幸而，在本書中各種調查與案例分析，我們看到臺灣公民社會近年來已經變成驅動社會轉型的主要動能。以我主張我國能源轉型之能源燃料選擇、產業轉型與空污治理的三個螺旋運動而言，公民社會呼應垂直的國際綠色公約要求，並轉化為水平式的社會壓力，持續展現動能來批判、監督與推動國家的低碳永續轉型。可以說，由社會端展出越來越強健的公民認識論，能與政府抗衡，甚至引領國家邁向永續的方向，已成為我國治理的特性。本書指出的是，不僅臺灣民眾早已經趨向支持與尋求低碳、永續經濟社會的價值與認知，在我們的案例中顯示公民社會已經具備強大的能耐，在風險知識與道德論述上與決策者競爭。而這樣的發展一方面顯示典範轉移衝突中，過去落後的政府治理已面臨被公民社會凌駕，而產生新社會轉型的遲滯與對峙；另一方面，臺灣強健的公民社會也已經成為亞洲各國的典範，足為我們思考內國、區域及全球各社會轉型的起點，亦即，一個國家如何納入民主多元、由下而上、強健社會能耐的新風險政治，將為全球低碳社會轉型的關鍵力量。

　　本書撰寫源於我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後的思索與反省。2011年4月該案中止後我足足停筆一年，企圖深沉思考為何臺灣需要付出這麼大的社會抗爭成本，而國家的轉型為何如此困難；同時，這樣的經驗是否也發生在亞洲與全球各國；最終，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行動者，要如何改變與凸顯問題。終於提筆。本書撰寫這數年期間，正值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艱難起步之際，我們的信念和本書的分析論述相同，認為一個面對全球鉅變的社會需要系統性地進行跨界風險衝擊的研究，進而生產知識、傳遞知識、維繫知識與價值，並進一步的回饋給該社會、區域與全球。這是這一代的使命。也是臺灣或亞洲所缺乏。感謝風險社會中心所有的研究員與年輕夥伴，與這本書一起成長；年輕的中心同仁，他們相信每次的努力都是為了下一世代而準備。也感謝所有支持風險社會中心的師長，給予諸多方向性的指導。特別要致謝令中心穩定成長關鍵的富邦文教基金會陳藹玲董事及蔡明忠董事長，作為投資臺灣未來社會研究智庫的企業先驅，至今仍為少見。而基金會楊順美高級顧問與冷彬總幹事的前瞻高度，也令筆者對臺灣充滿希望。最後要感謝的是劉華美所長，一路走來一起披荊斬棘，共創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