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研讀哲學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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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史的書已指不勝屈，但在漢文天地裡，具研究及參考價值者卻罕見。一來不具「教育」性，因為連最起碼的教育功能也無，文字既不流暢，論理亦不清不楚，作者對哲學之領會力大受質疑。二來無助於「智慧」之提升，漠視哲學一詞，或Philosophy一字之原意—「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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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求客觀條件的要求下，又得相對遵守一準則，即儘量不扭曲而持平以闡釋或批判史上的哲學家。至於哪些哲學家有資格入選？這又涉及到很複雜的選擇問題。英文著作中頗具權威的哲學史著作，柯普立斯頓（Frederick Copleston,S.J., 1907-1994）該屬其中佼佼者。從1959年開始出版《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共11冊，隻字不提支那人，此一現象必引起支那人的不滿甚至憤怒，但與其發洩情緒，不如冷靜地反省思考。誠如該巨著作者在序言中所提的例，撰述英國史者該詳述英女王伊麗莎白服飾數量呢？還是應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大書特書？二者在全球史上尤其在英國史上的重要性，可以相提併論嗎？就哲學領域而言，哲學史的撰述者難免有自己的一套哲學觀，據此作為選人及擇材的標準。此種「偏見」難免，也不必諱言，更不用誇稱公允無私。在民主社會裡，言論開放，市場供需，在貨比貨之下，品質高下，讀者心中自有一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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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指時間的流程，古、今、未，三者連成一貫，意義就凸顯而出。不過，「時」也有長短，有些哲學思考未能「立即」成為時人及接續時代的風潮，卻潛伏成為暗流，識相者相隔數百年之後才使之重見天日，這也具有「史」意。但若認定今人頗富珍貴之理念，是自古有之，只是今昔相隔竟然一兩千年，則不得不引發一種「大哉問」，一來是否該理論自古即有之，二來即令該理論早有祖先言及，為何該哲學觀念種子長久不能萌芽、茁壯、開花又結果？不少支那讀書人咸認哲學的最高智慧，早有古聖先賢言及，此種心態，骨子裡，是狂妄的自大狂（hybris）作祟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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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史」缺乏認識者稱為「史盲」，此種人不配稱為受過教育者；相同的，若對「哲學」一竅不通，即是「哲學盲」，此種人欠缺人生意義感。「史」加「哲學」而成為哲學史，二者內容相同者甚夥。「史」是由「人」所建構的，該種「人」之中，哲學家占的份量頗重。歷史是一種變遷的記錄，在演進的流程中，有變，尤其是大變。變，除了自然力之外，就是人力的施為，人力當中的精神力及思維力所積聚的知識力，可以掀風作浪，左右人類行為的走向。其中，哲學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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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發生的事，包括哲學思想，都變成無實用價值的古董了嗎，只堪陳列在博物館供今人憑弔乎？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他的《歷史哲學》（History of Philosophy）第一冊第17頁中說，哲學史的內容，不外乎包括了好多已逝的思想系統，你埋葬我，我也埋葬你。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也說過：「形上學使人心懸著一種永不褪色的期待，卻從未能實現該期待」；當「其他學門一直往前推進時」，形上學學者「總是繞著同一個點，似乎未見前進分毫」。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也有下列一句陳述：歐洲哲學史各學派皆曾領風騷，也都接受過挑戰；其中，形上學系統如同垃圾一般的被丟棄，但彼此卻各不相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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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令神仙打鼓也會出錯。歷代哲學家之見解受到挑戰，這是極其明顯的史實。但史有「鑑」之意，可當教訓用，使今人及未來的人減少錯誤。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前人種的樹或許枯萎了，死亡了，但今人及後人就不該重蹈覆轍，卻應栽新種，使乘涼的人更多更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此進步就可期。當然，深悉往事者，仍有步入相同錯誤的可能，但史盲，犯的錯誤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