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卡繆思想套書：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

《薛西弗斯的神話》導讀

荒謬與反抗

王丹（詩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國民主運動人士）

　　我們生活所在的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生命本身，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荒謬。當我們不思考的時候，這些荒謬並不是那麼顯眼；但是一旦我們開始思考，就會發現荒謬無往而不在。而人生最大的荒謬，就是關於生命本身：我們不願看到自己老去，我們不願生命終結。人類為了抗拒衰老，自古以來就進行了無數的努力，然而，生命的每一步都帶領著我們走向衰老，最終走向死亡。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無法抗拒這個趨勢。於是，舊的一代人死去了，新的一代人生出來，繼續這個抗拒衰老到走向死亡的過程。一遍又一遍，循環不已。這，就是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這本書中給我們描述的世界的荒謬圖景：眾神懲罰薛西弗斯，命他不停地推著一塊巨石上山，到了山頂，巨石又以自身的重量滾落下來，如此循環往復。一切努力看上去都是徒勞，這是神話為世人展現的荒謬，如此清晰，如此殘酷。

　　除了生命與衰老之外，我們的一生還會遇到很多的荒謬：卡繆給出的例子是：「這個世界的晦暗難解和詭異疏離，就是荒謬」、「面對人類本身的非人性而感受到的不安，面對我們自己而感受到的無法估量的挫折感，也是荒謬」、「他隸屬於時間，驚恐地發覺時間是自己最邪惡的敵人。應當全力拒絕明日來臨之時，他卻企盼著明天。這肉體的反抗，即是荒謬」。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樣的荒謬？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荒謬中生存下去？這才是卡繆這本書的重點，也是這本書值得我們仔細閱讀和思考的原因。

　　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中，卡繆是從自殺問題開始談起的。這當然是非常適當的起步，因為如前所述，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謬，有些人因為無法化解這樣的荒謬，最後選擇了自殺。而自殺這種行為，來自於一個人最隱私、最內心的掙扎，每個自殺者走向這個悲慘的結局，都是自己的選擇，或者說，都是自己選擇了放棄。中國有一部電視劇《老九門》，是描寫盜墓的故事，其中講到有三塊遠古時代從天降落的隕銅，具有巨大的魔力，可以把每個人內心的「心魔」引出來，讓人進入幻覺而癲狂。自殺，就是「心魔」出現的結果。在卡繆看來，也是不應該的行為。在這本書中，他告訴我們要怎樣反抗這樣的心魔。所以，「反抗」，其實是《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比較隱晦的主題，如果我們把這本書，與卡繆的另一本經典《反抗者》結合起來閱讀，就更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貫性。

　　讀《反抗者》，很多人以為就是反抗體制，反抗暴政，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而這些，其實是對卡繆的誤讀。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社會反抗的範疇，而卡繆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更關心的是我們的內在世界。「反抗」在卡繆這裡，更多的是指向各人的內心。他是想提出一些主張，讓我們首先反抗自己的「心魔」。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去更好地進行社會反抗。

　　在卡繆看來，真正的反抗，應當轉向自己的內心。這一點在今天讀來，更具有耐人尋味的意義。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宗教，並不是潛心向內去探究自己的靈魂，去尋求自己的內心與神之間的對話；相反的，他們更熱衷於向外去面對外在的世界，介入社會的公共事務。這是宗教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讓世人足以面對荒謬的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麼，我們要如何從內心去反抗荒謬呢？還是讓我們從薛西弗斯的神話說起。卡繆給我們揭示了薛西弗斯是如何面對徒勞無功的荒謬行為。他指出：「薛西弗斯這眾神世界中的小人物，無力對抗卻又反抗，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生存的境況是如此悲慘：這正是他走下山時所思考的。這個清醒洞悉折磨著他，卻也同時是他的勝利。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這正是卡繆反抗思想的核心：當我們面對不可克服的荒謬的時候，用自殺這樣的方式放棄是無用的，我們應當「蔑視」荒謬，接受並承擔起這樣的荒謬。接受與承擔的意義，瓦解了荒謬對人的靈魂的摧殘，人生的意義由此而昇華。換句話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是戰勝荒謬的不二法門。

　　在民主退潮的今天，很多想投入社會反抗的人，都會感受到內在的焦慮：孤單、不被大多數人理解、因為失敗而產生的挫折、因為挫折而產生的絕望等等。對於社會反抗者來說，這些焦慮都是「心魔」。社會反抗者，必須首先回到自己的內心，反抗自己內心的這些「心魔」，戰勝自己內心的這些焦慮。這可能比對抗外在的暴政更難，但是也比對抗外在的世界更重要。明瞭自己生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並且決定面對這樣的荒謬，承擔這樣的荒謬，在這樣的荒謬中堅持自己的追求。一個人要投入社會反抗，必須首先進行這樣的心理建設，這是社會反抗運動的必修課。而我們過去，太關注如何組織示威，如何培訓反抗的技巧，卻忘記了培養反抗者建設一個強大的內心世界。卡繆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可以幫我們補上這重要的一課。

　　最後，讓我們記住卡繆的這段話，作為我們走上反抗之路的指導：「真正的努力應該是堅持，盡可能地堅持，並仔細地檢視這些生長在荒漠之上的奇花異草。這場荒謬，希望，死亡對話的殘酷表演，唯有『堅持』與『洞悉』才有資格當觀眾。」

《薛西弗斯的神話》導讀

在一個更迫切需要卡繆的時代

嚴慧瑩（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本書譯者）

　　卡繆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一九六○年車禍身亡，生命僅短短四十七年，卻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字與創作。卡繆的著作種類有小說、劇本、札記，然而明確闡明他的哲學思想的，是《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反抗者》這兩本重要哲學論述。

　　卡繆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父親是農民，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被徵召上前線就死於戰役，卡繆由不識字的母親當清潔工拉拔長大。成績傑出的卡繆一直在阿爾及利亞求學、成長、擔任記者，直到二十七歲才踏上法國土地。在地中海畔阿爾及利亞的成長歲月，奠定了他生氣勃勃、堅定熱情的個性，塑造了他樂觀奮鬥不妥協的人格，這一點在他的創作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就是他所稱的「南方思想」。這個樂觀且充滿朝氣的「南方思想」，是他與當時代存在主義作家們純理性或虛無主義的態度最不一樣的地方。

　　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異鄉人》和《薛西弗斯的神話》讓卡繆一舉成名，但是當時首都巴黎咖啡館、沙龍裡的哲學家文人，大都瞧不太起卡繆這個出身低微的粗鄙鄉下人。以經常被人與卡繆並稱的沙特來說吧，家境富裕，名校出身，人脈廣闊。相較之下，卡繆簡直就像個沒見過世面的魯莽小子，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巴黎發出不少憤憤不平的嫉妒嘖聲。

　　眾聲喧嘩，卡繆不以此自驕或自卑，依然生氣勃勃地預定他的寫作計畫，他預定完成三個階段：「荒謬的階段」（Cycle de l’absurde）、「反抗的階段」（Cycle du revolte）、「愛的階段」（Ccycle de l’amour）。從荒謬出發，經過反抗，結果找到愛，從對自己（荒謬）說「不」，對世界說「不」，最後轉為對生命說「是」！若非一場車禍，我們能看見卡繆更完整、更圓滿的思想體系。

　　先談談《薛西弗斯的神話》吧。卡繆在一九四○年九月著手寫作這本書，只花了六個月就完成，可說是一氣呵成，下筆如有神，一氣呵成。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出版，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異鄉人》（一九四二）、《誤會》（一九四四）一起組成卡繆寫作計畫中的「荒謬著作階段」。其中讀者們最熟識的《異鄉人》，則被視為《薛西弗斯的神話》的小說版。

　　薛西弗斯的神話大家耳熟能詳，薛西弗斯不斷重複推著巨石到山頂的荒謬歷程，他該怎麼做呢？該放棄（自殺）、該抱怨自憐（虛無主義）、該向諸神求饒（在宗教裡尋求簡易的心安），還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卡繆已由本書最開始引用的品達第三〈頌歌〉的句子作為回答：「喔我的靈魂，不必嚮往不朽的生命，而要竭盡此生所有的可能性。」

　　我們每個人身上也都有那塊大石頭，每個人都感受到同樣荒謬的情境，那可以怎麼做呢？我們除了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也必須克服這種荒謬，竭盡所有的可能性，創造存在的意義，讓自己成為快樂的。

　　在這本書裡，「荒謬」這個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我們讀到卡繆對荒謬的描述、解釋，但這是一個出發點，而非結論。接下來的「反抗著作階段」，卡繆創作了《鼠疫》（一九四七）、《正直的人》（一九四九）、《反抗者》（一九五一）。面對荒謬、克服荒謬的，不是自殺，不是躲在虛無主義之下，也不是「跳躍」到神的懷抱，只有意識到荒謬進而起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創造自己的命運，獲得自由。

　　然而，反抗有其道德標準，有其行為規範，絕不是以暴制暴，絕對不該陷入極權主義以革命為名行暴力之實的陷阱。合理化的暴力，也等同於犯罪。就在這一點上，卡繆因《反抗者》這本書與支持革命的沙特決裂。

　　卡繆的成長背景了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並因此失去父親）、西班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佔領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他太清楚革命與戰爭帶來的後果，太知道反抗若沒有道德良知做後盾，歷史的悲劇將重複上演。他認為：面對「生存」這樣一個既平凡又悲愴的議題，傳統的理智辯證法行不通，必須採取一種更謙遜的態度，意即一種合情入理而且將心比心的精神。引領我們的，不僅是卡繆的著作，更是他的風骨，他充滿人性與信心的「南方思想」。

　　偉大的著作不會被時間遺棄，確切的思考只會在歷史中一再被驗證，並發揮它啟迪人心的效果。卡繆被視為二十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哲學作家之一，著作成為學生必讀、國際研討會的議題，也是二十世紀被最多國家翻譯、引述、研究討論的法國作家。面對今日混亂的國際情況，卡繆這兩本哲學論述默默延燒了半個多世紀，隨時引燃一把壓不住的野火，從民主學運燒到人權議題，從蘇聯解體燒到阿拉伯之春，從全球恐怖活動燒到國際民粹主義傾向。

　　當今的世界，薛西弗斯的大石頭依然存在，戰爭與霸權依然未絕跡，全球化經濟未達和諧公平，分配不均引起的政治動亂仍舊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宗教衝突更形激烈，崛起的公民意識沒有良好的管道。反抗運動四處如烽火興起，但是反抗的真正意義與精神尚未推廣到全世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卡繆。

　　文史學家們認為《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投下如原子彈的一個問題，而《反抗者》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或也可視前者為一個問號，後者為一個驚嘆號。只要是對生命存著疑問，對自由抱著嚮往的人，都會成為這兩本書的讀者，因為生存的過程，本就是一連串交錯的問號與驚嘆號。

　　卡繆這兩本論述像字典，更像床頭書，當我們對生存、對世界疑惑、膽怯、不解、憤怒的時候，順手抓來讀，一讀再讀，千遍也不會厭倦。

《反抗者》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卡繆出生於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期間，在一個貧窮的葡萄農的家庭中長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親身體驗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構成他行動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參考。《反抗者》是卡繆對「反抗」論述的集結，它不單是一本名稱響亮、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的評述脈絡來看：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劇本《卡里古拉》（一九三八）、劇本《誤會》（一九四四），構成了一個荒謬的循環；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一九四七）、劇本《戒嚴》（一九四八）、《正直的人》（一九四九）、文集《反抗者》（一九五一），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反抗者》一書，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Ricoeur,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Onfray,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都會導致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荒謬，卡繆提出三種可能：反抗（larevolte）、自由（laliberte）、熱情（la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認識生命的無意義，然後接受這種無意義，而非逃離這種荒謬，甚至去相信非理性的信仰以及自殺。當人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時，才能獲得自由，在當下充滿熱情並帶著希望盡情活著。在《反抗者》中，卡繆主要將反抗分為兩種：「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的反抗。卡繆理解的形而上，並非就存在來談存在的傳統形上學，而是將它放在「人的存在」角度來理解：人起身反對自身及全人類的荒謬處境。另外一個脈絡是，大多數的法國哲學家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黑格爾詮釋，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也可以在《反抗者》看到主奴問題脈絡。反抗面對的不僅是無意義的荒謬，還具體正視主奴之間不平等的問題，當奴隸要求和主人一樣，從現實的不平等，透過反抗促成自由的行動。因而，反抗者堅定地拒絕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適、小確幸。

　　卡繆區分了義憤與反抗的差異，前者是個人性的，後者是集體性。在歷史的反抗，他也區分「反抗與革命」的差異，不同於當時馬克思與存在主義合流的看法，卡繆不覺得反抗到革命是一種進步，革命的血腥與暴力，是不應該被進步的邏輯所合理化，也不能宣稱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就忽視無辜的受害者。他認為，在革命的歷史主義進步主義裡，革命者追求虛無的目的，卻允許手段之惡，不惜使自己成為壓迫者，違背了反抗的初衷，最終墮入虛無主義的漩渦。卡繆認為，人的手段需要自我的節制，因為反抗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不同於歷史主義中預設著神，並將神當作目的，人當作手段。如果有目的，在歷史的行動中，人要成為人，而不是神。

　　當時法西斯主義結合無神論，奪取上帝的位置，透過造神所建立的超人，荒唐地「製造了屍體與低等人，從而讓自己也成為低等人，與死神卑賤的奴才」。他對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在自由的偉大理念下，卻成為實際的壓迫者，一個獨裁、極權國家，革命勝利卻藉由「警察、審判、流放驅逐」等手段，在迫害異己的同時，摧毀著人性尊嚴。而一個追求自由的革命，卻不斷地上演著壓迫的荒謬場景：在屍體與血泊中高歌人性自由的意義。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檢視著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反抗者》也重提卡繆改編自一九○五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大概是這樣：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卡利亞耶夫，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亞耶夫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供出同夥，他就自由了。但是他並沒說出來；很快地，他就被公開絞刑。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認為她的男友很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她要去丟炸彈。在過程中有太多的意外，或許可以歸諸於當事人的軟弱，但是卻並非如此。在《正直的人》中，卡繆筆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願傷害無辜而放棄謀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也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指出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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