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

序

十五年淬煉更完整的棒球史 ? ? ? ? ? ? ? ? ? ? ? ??

文謝仕淵

　　一、我 ?關於棒球

　　有一年冬天，因為打工未返南部的家，一個人住在外雙溪畔的學生宿舍。結束一天的打工，返回宿舍時，往往接近午夜，此時寒窗苦讀總是半途而廢，不過一時半刻，便棄書而逃。最常做的一件事，反倒是躲在被窩中，看著電視。

　　嚴冬的臺灣，職棒也在冬眠，電視中重播的職棒賽，有許多是我早知道結果的比賽。那是正值職棒簽賭案爆發後的棒球低潮，比賽場面相當冷清，但不知何故，我依舊緊盯著電視中的比賽，而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睡著。

　　幾年後，有許多人問我為何要研究臺灣棒球的歷史與文化，我的回答，除了那些「棒球是臺灣人學習『文明化』技藝的一項重要手段」、「棒球有助於去理解日治時期臺灣人抗爭與認同的發展」、「棒球體現了臺灣人對日本曖昧與矛盾的殖民情結」之類的學術語言外，我往往會想起，那些看著重播棒球賽排遣無聊生活的冬天。

　　我成為棒球迷，是在郭泰源、莊勝雄、趙士強、呂明賜等強棒巨腕的精彩表現下受到感召。1980年代，我幾乎從未錯過奧運、亞錦賽、世界盃與洲際盃，以及威廉波特少棒等比賽。我也記得，在我還不太能確定我有能力一個人坐公車的時候，便帶著我的手套、坐著公車，從高雄市東邊到達西邊，只是為了不願錯過那一年的國際棒球邀請賽。

　　國中「放牛吃草」、專科「放浪人生」的歲月裡，我是升學體制下的失敗者，但日子其實過得不算糟，因為棒球帶給我很多放縱的想像，下課十分鐘，與同學接傳球，心中也在估算著要如何苦練，才能達到「東方特快車」郭泰源的快速球境界。夜裡，有時苦惱明天的考試鐵定完蛋而失眠時，總在下一刻，便快樂地想著，在關鍵時刻擊出再見全壘打、接受眾人英雄式歡呼的強打者，就是我。

　　當然，那樣的想像，就算是僅止於想像，也很幼稚。有一天，一位同學帶著朋友來學校玩棒球，我才在與他過招的過程中，初次體驗什麼是130公里以上的球；那位朋友，當時的身分是職棒練習生。

　　過了幾年後，我認真地讀起書，僥倖進入碩、博士班就讀，選擇研究臺灣近代史時，我突然想到我從未在嚴肅的臺灣史研究中，尋找到那個你我最為熟悉的棒球。

　　我的棒球研究就這樣開始，這又是另一段有別於年少時的棒球經驗。從一段段的訪談、一頁頁舊報紙的翻閱開始，許多報導中傑出的棒球明星，原來就是眼前健朗的老先生，我的田野工作逐步廓清我的疑惑，臺灣棒球發展的脈絡逐漸清晰。我也漸漸了解，棒球何以能豐富不同世代臺灣人的人生。許多臺灣棒球的精彩故事，因此也在不斷的挖掘中重新面世。

　　二、第一次 ? 接近歷史

　　想要進行跟如何開始，不見得是同一件事。在我還是碩士班的時候，受了點學術訓練，也就學會了「觀點」這件事，也了解了記載棒球運動最為豐富的報紙等媒體，避免不了是某種觀點下的陳述。

　　2001年的某天，我記得當時自己正在中研院的圖書館中，心中默算著1930年代的棒球選手現在幾歲了，突然覺得我要找到他們。一開始是嘉農，別無其他原因，只因奪得甲子園第二名的嘉農，大概最具代表性，然而在1990年代後、得以重新正視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的時候，1931年的唯一代言人，就只剩下蘇正生。

　　第一次遇到蘇正生，過程充滿波折，因為剛開始，我不認識棒球界的人，僅得知蘇正生住在臺南東山，於是撥了電話到鄉公所，當然，這等魯莽舉動，在詐騙之風已然興盛的時代，我一定是被狠狠拒絕。

　　直到第三或第四次電話，我不知道最後是哪個佛心來著的公所職員，告訴我地址與電話，連帶透露了蘇老先生的生活節奏。後來我才知道，如果不知道蘇老先生的生活節奏，就算知道電話與地址，也是徒勞無用。

　　因為，當時80幾歲的蘇老先生身體硬朗，常騎著腳踏車外出，而且騎乘的距離，令人不可思議，一般來說，都是從東山到白河，有時心情好，可以騎到新營。聽說早十年，他可以騎到嘉義教導嘉農棒球隊的年輕棒球員。大多時候，其實只是去吃個東西。這樣的生活作息，我大約只能在下午之後的幾個小時找到他。

　　當我知道蘇老先生的生活習性之後，果然突破僵局，約到了蘇老先生。幾天後，我跟學妹就來到了東山，但是波折還沒完，老先生一邊講一邊做動作，不但離開錄音機可以收錄的範圍，外頭也在開始訪問不久下起大雨，就是南部特有的超大午後雷陣雨，雨勢之大，如同用臉盆潑出來一般。不用說，事後錄音帶幾乎派不上用場，所幸筆記得以重建大部分內容。

　　那天的訪談，大多聚焦在嘉農，其實蘇先生常接受訪問，1990年代之後也幾乎成為嘉農棒球的代言人，每次一有人說要重視棒球，或者該說是消費棒球，他總能再談一次嘉農的事。我當時訪談技巧不佳，除了因為對生命史的關注，而帶出些童年時接觸棒球緣由的故事之外，有許多故事的情節，大多不超出過去的訪問。不過，那次的經驗，我還是打從心裡受到了震撼。

　　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我往往能在一點線索的提示下，開始進行許多陌生拜訪。在臺南，我耳聞90幾歲的黃丙丁，經常在午後的孔廟廣場前與朋友聊天，就到那邊一個一個問，最後被我找到。80幾歲依舊身體硬朗的洪太山，是嘉農名將，也是臺灣戰後首屈一指的打者，就住在高雄三民區的某大樓，而在那棟大樓的方圓幾公里外，我又找到了宋宦勳與莊銘燦。無論是月光山下美濃客庄的棒球故事，或者是旗津海邊那面臺灣史上第一面的少棒冠軍錦旗被迎回高雄的故事，都是這些老前輩告訴我的。

　　最後一次見到蘇正生，是在2007年底，地點是在高雄市三多路上某個大樓中的安養院，問題依舊圍繞著嘉農，而有一點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當蘇先生回憶起最後的決賽，依然情緒激動、難以抑制，眼淚幾乎奪眶而出。決賽那天，是1931年8月21日，即使已經過了70幾年，但是對於蘇正生而言，記憶始終溫熱。而在那之後的幾個月，他就過世了……我是在這些經驗中，感覺到一種莫名的使命，覺得應該有人寫下這些故事。

　　三、臺灣的故事

　　2014年「三月學運」期間，流行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這句簡單的口號，不過是將自己視為主體，參與著一切理所當為的行動。這種將自己視為主人的態度，不僅面對當代政治如此，面對歷史、看待棒球，也應當一樣。

　　然而，這段重新閱讀臺灣棒球歷史的過程，其實並不容易，既有的文獻中總是存在特定觀點。1930年代，湯川充雄編著的《臺灣野球史》，以及臺灣體育協會出版的《臺灣體育史》，提供了了解早期臺灣棒球歷史的重要基礎，定義了1906年國語學校中學部與國語學校師範部的臺灣第一場球賽的進行。當然，如果稍具臺灣史主體意識者，一下子便明瞭臺灣的第一場棒球賽是誰的棒球賽。

　　說到底，一個屬於臺灣的棒球故事，從資料到觀點，都要重新反省。

　　另一方面，臺灣棒球歷史的解釋，長期存在著為何而寫的取捨爭論。對於部分球迷而言，球賽過程的詳細記錄，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因此有人堅持球賽史才是了解棒球的王道。對於認為棒球不能缺乏英雄的人而言，英雄的傳奇性，經常與運動的勵志書寫相連，無異於造神。或者，有些具有考古癖的歷史愛好者，關切著一切與「起源」有關的故事，他們多半動機良善，也是棒球書寫地方化的一個過程，但有時走火入魔，恐與許多宗教性神話與虛妄國族神話動機如出一轍。更多的歷史書寫，則是從競賽主義的角度，關注一個球隊由弱轉強、先輸後贏的奮鬥過程。我總是期待，以上基於各種不同理由的棒球研究與書寫，可以進一步地發展為對臺灣社會歷史與文化的觀察，可以更整體性地與社會各部門聯繫起來。

　　然而，這樣的挑戰與期待，都要面對著更為強大的對象，那就是基於政治的必須、國族的認同，所產生的棒球價值。不管是戰前或戰後，大多時候，棒球都普遍流行於臺灣各地，而也意味著政治企圖極有可能闖入棒球的領域。先是1920年代起，棒球運動成為養成少國民的協力工具，也是實踐國族認同的重要手段，透過甲子園、「武士道野球」的精神，廣泛吸引著棒球員選手與球迷；透過敢鬥、犧牲、效忠等精神的實踐，我們一直受到日本棒球很深的影響，以至於今天我們還在說「一球入魂」。

　　於是，重建屬於臺灣人的棒球故事，要在文化交錯中、要在生活踐行中、要在社會文化中，不斷尋找。

　　四、十五年的報告

　　2003年，我跟謝佳芬學妹完成了《臺灣棒球一百年》，除了日治時期之外，其他均由我撰寫。那本書是我對臺灣棒球歷史的研究計畫，經歷將近十五年後，我完成這本大幅改寫自舊作的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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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期間，我用了9年時間，完成以日本時代棒球史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以此為基礎，這本書的日治時期部分全部都是新撰。而對於戰後臺灣棒球史，我則將近年來閱讀與思考的新想法放入，是我近年來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的一部分。

　　經歷將近15年的時間，才完成改寫工作，除了自己的怠惰，許多責任與義務必須承擔，也分去了不少時間。但，也是這些多元的社會身分，給了這本書必要的新養分與支持。

　　過去10年，我一直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服務，這是一個無可避免也必然接地氣的地方。宛如公共平台的博物館，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民眾來參觀。部分來參觀的民眾，有時會留下想捐給博物館的物件，也聽聞了許多新故事，而這些都給予了這本書必須的養分。我非常感謝，十年來跟我一起承擔與面對這項工作的博物館夥伴。十餘年來，我曾在東吳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逢甲大學兼任教，與同行研究者的切磋與學生的討論，也每每給我許多新的靈感。此書出版的過程中，承蒙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謝珮瑤小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的張瑜庭與林于煖小姐等人的協助，才能順利完成。

　　我也必須由衷感謝我的家人，10幾年的時間，太太與小孩成為了親密的家庭夥伴，晚上時間也多半還持續工作著的我，如果不是家人的體諒與支持，即使再一個15年，這件事也無法完成。

　　最後，對於這本累積10餘年而完成的著作，我依舊有個自我期待與定位──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多數已過世的老前輩，說出他們的故事。能夠重新幫他們整理許多被遺忘的故事，是件非常榮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