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紀念我的母親



　　１

　　織巢鳥，又名織布鳥，是一種會用草和藤等物料編織巢穴的鳥。在動物分類表上，有以下的排列：

　　動物界

　　脊索動物門

　　鳥綱

　　今鳥亞綱

　　雀形目

　　文鳥科

　　織布鳥屬

　　織巢鳥屬於文鳥科（Ploceidae）

　　拉丁學名是 Philetairus socius

　　別稱 Weaverbird

　　種類約 145



　　常見的織巢鳥在河邊樹枝上築巢，巢體懸掛在樹枝的末梢，望似垂掛的大水果，似梨狀居多。巢以樹葉、樹枝和乾草等織成，採用的是紡織法而非黏合法。河上結巢可防走獸或飛禽入侵，多數由雌雄織鳥共同編織，但分別獨立完成一巢，巢口較平坦的底部，向上略窄，成一錐體，即使堅固，仍可能受到噴水跳躍的魚的襲擊。的確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

　　

　　另一類織巢鳥則喜歡群居，往往數百隻聚集在同一棵樹上，或者電線桿上，編織成大型的複合社區，巢房相連，卻各有間隔，每一對鳥有各自獨立的單位，整體看來如同大廈，有時纍纍臃腫，可達三、四米高，直徑達四、五米，比樹木本身還要巨大，比蜂巢蟻巢還要壯觀。這種僭建，通常在旱地上，否則大雨浸濡，會累及大樹一起傾倒。我不知牠們會否守望相助，但至少，牠們是和平共處的。不幸的是，對農夫來說，織巢鳥由於吃穀物種子，被當是公敵。



　　２

　　法國畫家迪加創作了一件很特別的雕塑，名《十四歲的小舞者》（La Petite Danseuse de

Quatorze Ans），有什麼特別呢？本來，這只是一個年輕舞者的雕像，在秋季沙龍的展覽中，她只是穿著芭蕾舞衣、舞鞋，梳著髮辮，束了打蝴蝶結的緞帶，芭蕾舞者那樣閒閒地站著。但她這個虛擬的雕像，穿的舞衣、舞鞋、髮尾的緞帶，卻是實物，真實的紗裙、布鞋和緞帶。最初還有真正的頭髮。百多年來，她在不同的展覽會中亮相，都穿著真實的舞衣，而且換過好幾次了，因為原先的裙子舊了，褪色、氧化、穿孔、僕僕灰塵。而且，哪一個女孩子出席舞會時，還願意穿上上次的舞衣？過去的立體主義，像畢加索的作品，為畫作加添時間的元素，這是空間藝術的突破，但矛盾的是，那種時間還是凝定，不再流動的。畫面上出現不同的鼻子、幾雙眼晴，那是不同時間的並列；這麼一來，時間成為了繪畫的主宰，但其實失去了時間本身的意義。迪加的名氣，不及梵高、畢加索等大師，但他這個作品，是更大的突破，把時間歸還時間，它在舞者身上，與空間結合，流動、變化，而且生生不息。

　　

　　每次見到這年輕的舞者換上新衣，我總感覺驚異，文學藝術原來可以這樣啊，把真實的記錄與虛擬的故事融於一爐。小說中我拼貼了母親的自傳、二姨在內地寫來的長信，以及一些其他，尤其是二姨的信，我幾乎不改一字，只是刪減了一些過於繁瑣的家事，也改了人名，她提到成都的梅園，我最近也到過，座落在杜甫草堂裡，由小矮牆分隔。在草堂裡，我讀到這兩句：「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這是杜甫當草堂建成時的作品，他帶了孩兒，在戰亂後暫時找到棲身的地方，心情喜悅，卻又難免有點彷徨不安。二姨完全沒提杜甫草堂。此外，其中也加插我讀師範學院時一篇小說，參加徵文，居然獲得首獎，生澀，但寫實。另外還有我介紹香港第一影室的文字。這些，就成為《織巢》中「真實的舞衣」了。

　　

　　四、五十年前吧，故友蔡浩泉替一家出版社畫插圖，因最初每冊售價三毛錢，故名「三毛錢小說」，朋友約我也寫一個，按例指定要是愛情小說，四萬字，當時其實已改售四毛錢了。



　　我寫了《東城故事》，因為看了電影 West Side Story。那時文化人喜談存在主義，這小說是貌似存在主義的愛情小說。

　　那小說的稿酬很不錯，我不知道是否比其他人高，我請大家到酒樓大吃一頓。母親知道了，提出她也要寫，向我要了一疊原稿紙，她說，她也有一個愛情小說。四萬字麼，於是天天埋頭埋腦，變成乖乖的女孩，安靜地寫。我寫我的，她寫她的。幾個月後，交給我她的作品。母親的故事，原來是她的自傳，她不過把人名改了；但通篇沒有標點，也有一些廣東話。我沒有交給朋友，看來我欠她一筆稿酬和一本書。我們欠父母親的，何止這些？我這裡抽出前半若干段落；其後的，替她續完。至於二姨寄來的一封長信，有萬多言，就像她的姊姊一樣，也是自傳。她在河南，訪港時找到我的書，大概也看過我的《候鳥》吧，竟把自己的生活如數家珍地告訴我，這是我不知道的，我也把她編織起來，希望讀者即使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仍然有興趣知道。原來，許多人都會寫，許多人，本身就是一個個故事。



　　３

　　《織巢》是《候鳥》的姊妹篇，也是一個愛情故事，不過是廣義的。當年在報上連載，是用專欄形式，每天八百字，如今回憶也覺神奇。這種平淡，閒話家常的寫法，跟當時大多只爭朝夕的連載小說，無疑顯得乏味。報刊的篇幅多麼珍貴呢，難得前輩編輯提供園地，並加以鼓勵，這是必須肯定和尊重的。我一寫，一年之久，大概讀者不多，怨言卻不少，不過壓力也不在我身上，當編輯稍露口風，我馬上知趣，草草收筆。事實上，我寫《我城》時，才寫了萬多字，就受過毫不客氣的批評；我的其他小說也有類似遭遇。說的直率，但書未寫完，看的也不周全，不好妄下論斷。我稍為所動，但仍然照想法寫下去。最重要的是，說這話的人可不是我的編輯。我這樣再提出來，是近年這種自以為是的批評，時有所見；尤其臉書之類盛行，無論褒貶都太容易了，表示一下態度，不用推理，年輕的作者，可能受不了這種衝擊。一個寫作的人，如果太在意別人的批評，包括親朋戚友的讚語，那是自信不足的表現。我寫作超過半世紀，一直很認真、努力，是明知這回事不可不認真、努力，所以我也要求評論家不要輕率。當評論家說什麼「逃避現實」，這是假定只有一種現實，責成這種現實的時候，其實也指定這種現實的寫法。小說的寫法，我是絕對堅持的。這當然牽涉對文學藝術的理解，甚至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秉持一種世界觀去進行文學批評，只是尋找近親。

　　

　　《候鳥》在報上連載的收結，我連自己也不滿意，所以只出版了上卷，上卷是姐姐素素的自述，妹妹妍妍的部份，也有十多萬字，一直壓在抽屜裡。妍妍是以我的幼妹為原型，她幾乎是我帶大的，我做過她的小學老師，她結婚前什麼都跟我說。她愛好運動，看來很健康，卻最早離世，我很懷念她，書中泰半是她的親身經歷，那是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生活。不過成為醫務所的助護，卻是我另有一個大妹的經歷，大妹一直與我同住，卻染上奇怪的絕症，七年來不斷進出醫院，經常開刀，人日漸消瘦，我感同身受，但我看到她另一面強韌的生命的意志。反而是我這個老病號，真是久病成醫。那六、七年我寫得很少，生活並不好過，當年一位北京的編輯，忽爾造訪，我拒絕她進門，當時不便解釋：屋內另有一位病得更重的人正在客廳裡為傷口包紮換藥。我和這位編輯素未謀面，抱歉她大概曾按地址在屋?裡摸索了好一陣。

　　

　　大妹過世後我收拾她的文件，找到她保存一家人在上海的身份證，我呢，原來在一九三七年生。翻開了許多年的記憶，我把收藏的《候鳥》剪報找出來。十多年來，有些朋友偶爾想起這些文字，表示關心。其中洪範的葉步榮先生和葉雲平先生，從沒懷疑我會亂寫，近年又追問《候鳥》續卷的下落。於是，那麼一個陽光猛烈無事的夏天，不宜外出，我把剪稿攤開，痛定思痛，像織巢鳥那樣，找來材料，重新編織。

　　

　　我很重視小說的形式，當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漸長的敘事；下半卷則轉由妍妍自述，她們不是孿生姊妹，不應該相同，當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覆過去的寫法。我想，《織巢》也是可以獨立成卷的。在妹妹的敘述裡，我嘗試插入姐姐和母親各自的敘述，這是話分三頭。但問題是，在報上連載，如果用上兩三種字體，會給予排字房的工友諸多麻煩。那還是鉛字排版的年代。當年前輩編輯忙累了想稍作休息、旅行，就囑我代為發稿，所以跟排字房的工友阿祥叔稔熟。阿祥叔總把我好幾個專欄的版頭原版送給我。這些版頭，大多是蔡浩泉的設計。我不想添煩添亂，也就把其他人的說話融入妍妍的敘事裡，敘事觀點的轉移，同樣的字體，又限定字數，在報上看會感覺很混亂，我很快就放棄了計劃，再變回單一的敘述。如今電腦打字，用書本的形式，我可以還原本來的構想，加上接到遠親的來信，分別用四種字體表現，清楚地讓當事人自己發聲；發聲，並不一定要唱對臺，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說法，又互相補充。



　　這是個吵鬧撕裂的年代，大家說話時彷彿都要提高嗓門，聲嘶力竭，要證明關心社會，而如此這樣的一套才能夠改進社會。我想，生活是否只容許一種模式？我們又能否冷靜下來，平實地說，耐心地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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