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據說文學藝術的好處是重拾那被近世科學和哲學所遺忘了的個體。這個個體在過去時代的洪流裏曾受拒棄，甚至引以為恥，彷彿暴雨狂風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曾想過為《候鳥》加上這麼一個副題：「一些記憶」。如果這些記憶和過去的時代相涉，並不完全是偶然的事，我們這一輩，的確從小就身不由己，隨著父母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遷徙，在遷徙裏艱苦地、緩慢地長大。稍為安定下來，又發覺身邊的許多人，又開始了另外的，也許更為遙遠的遷徙。然而，也終究祇是一些記憶罷了，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因果得失、是非成敗，並沒有一些人寫讀傳記、歷史時的願望：從過去透視未來，從個人或集體的反省裏獲得智慧。我絕不敢懷疑這種智慧，我祇是抱歉自己並沒能夠把它帶給讀者。而這，或竟就是小說與個人傳記、集體歷史的分別吧。

　　

　　遷徙看來還沒有完成，至少心理上還沒有，那或者需要許多個世代，於是《候鳥》也沒有完成。實情不是這樣的。《候鳥》是一九八一年五月間開始在香港《快報》上連載的長篇，因為長，給編者劉以鬯先生惹來了麻煩。起初問題並不大，別人以為我循例寫十萬、八萬字就放手，哪知整整一年過去，仍然沒完沒了，終於按捺不住，對編輯埋怨：這麼長的東西，該轉到悶(文)藝刊物上去發表。連累了編輯，我祇好決定趕快收場，本來想寫六十萬字，結果三十萬字完工大吉。如今出書，刪去些臃腫的段落，得起首四章十八萬字，幸好也算頗完整的獨立篇章。至於其他十數萬字，以及各種可能的發展，容我精神好些，以後再把它改訂出來。

　　

　　把這些事寫出來，想到的是寫作難、編輯難、出版文藝作品尤難。我在這裏不得不感謝洪範。從《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到《候鳥》，是洪範為我出版的第十一本書了；這些日子裏，雖然仍在香港的文學刊物、報刊上發表小說、寫作專欄，但其間並沒有在香港結集出過書，難怪有心人要提名我競選香港市政局什麼的雙年獎，發現我不符合資格，按它的規定，要這兩年內有書在港出版才行。

　　

　　一九八九年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鑑》談及香港的文化藝術有這麼一句：「除了臺灣的西西外......」，令我吃了一驚，還以為是什麼地方的道聽塗說。前此，我在香港好歹也出版過五、六本書，還是洪範出的最多，也是比較滿意的版本，從這個角度看，說我是臺灣作家，倒是美麗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