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英國神祕學家 伊芙琳．恩德曉（Evelyn Underhill）



　　卡比爾是印度神祕主義傳統中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的詩集是首次呈現在英語讀者面前。卡比爾出生於貝拿勒斯地區，他的父母是穆斯林信徒，大概在一四四○年，年輕的卡比爾成了當時著名的印度教苦行僧拉瑪南達（Ramananda）的弟子。拉瑪南達在印度北部掀起了宗教復興運動。十二世紀婆羅門教的偉大改革家羅摩奴闍（Ramanuja）已經在南方興起了宗教復興。這次復興一方面反對正統宗教日益嚴重的形式主義；一方面強調心靈的渴求，而非極端一元論吠檀多哲學所強調的知性主義。拉瑪南達的學說認為，個人對毗濕奴神的虔誠奉獻，是神性本質在個人層面的顯現，即神祕的「愛的宗教」，在某種靈性文化層面，它無處不在，信條和哲學都無力扼殺它。



　　雖然這種奉獻是印度教與生俱來的，在《薄伽梵歌》許多段落中多有表述，但中世紀宗教復興的一大特點，就是宗教諸說的混合。據說拉瑪南達已將這一精神傳授給了卡比爾。拉瑪南達似乎具有廣泛的宗教文化背景，充滿了傳教熱情。在他所生活的時代，偉大的波斯神祕主義者阿塔爾（Attar）、薩迪（Sadi）、賈拉魯丁．魯米（Jalalu’ddin Rumi）和哈菲茲（Hafiz）的熱情洋溢的詩歌和深刻的哲學思想對印度的宗教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拉瑪南達夢想調和這種強烈的伊斯蘭神祕主義和婆羅門教的傳統神學。有些觀點認為，這些偉大的宗教領袖也受到了基督教思想和生活的影響，但權威學者對此觀點的看法有分歧，在此不贅述。但我們可以斷言，有兩到三股互不相容的靈性文化潮流在他們的教義中發生了劇烈的碰撞，正如猶太教思想和希臘思想在早期基督教教派中發生碰撞一樣。而卡比爾的天賦有一個顯著特點：他能夠在他的詩歌中將它們融合在一起。



　　卡比爾是一個偉大的宗教改革者，也是一個教派的創始人，這個教派至今還擁有近百萬北方印度教徒，他還是一個神祕主義詩人。和許多終極實相的揭示者一樣，他痛恨宗教排外主義，他致力於讓人們重獲神子的自由，但尊崇他的追隨者們又在新的地方重新設置了他所努力要拆除的障礙。慶幸的是，作為他對終極實相的洞見和他對愛的自然流露的表達，他美妙的詩歌流傳了下來。正是靠這些詩歌，而不是他的教義和教導，他發出了對心靈的不朽呼喚。在這些詩歌中，他運用不加分別地取自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中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宗教象徵，演繹了一系列的神祕情感：從對無限的超凡脫俗的熱情，到對神性的極其親密和個人化的認知。你無法判定，詩歌作者到底是婆羅門還是蘇菲，是吠檀多學家還是毗濕奴信徒。正如卡比爾自己所言，他是「安拉和拉姆的孩子」。他了悟和崇拜的至高無上的靈性是超越性的，他試圖讓他人的靈魂也獲得祂充滿喜悅的友誼，這至高的靈性涵蓋了全部的形而上學範疇、所有對信念的定義；而每一種描述都對那無限、單一的總和做出了貢獻，祂以不同的尺度向所有忠實信徒展現祂自己。



　　卡比爾的生平流傳著各種互相矛盾的傳說，沒有任何一個故事能得到驗證。其中有些故事來自印度教徒，另一些來自穆斯林信徒，有人稱他為蘇菲，也有人稱他為婆羅門。但是，從他的名字可以推斷，他的祖先屬於穆斯林。最合理的推測是，他是貝拿勒斯一個穆斯林織布工所生或收養的孩子，而貝拿勒斯是他生活的主要城市。



　　在十五世紀的貝拿勒斯，印度一神教的融合趨勢得到了充分發展。蘇菲和婆羅門似乎引發了爭端：這兩個宗教門派中極具靈性的教徒經常辯論拉瑪南達的教義，當時，拉瑪南達已經聲名顯赫。年輕的卡比爾生來充滿宗教激情，他把拉瑪南達視為自己生命中的導師，但他知道，一位印度古魯（Guru，上師之意）接受穆斯林作為自己門徒的機會微乎其微。因此，他躲在拉瑪南達經常沐浴的恆河邊的台階旁。結果，當拉瑪南達走進恆河時，意外地踩在了他身上。拉瑪南達驚叫道：「拉姆！拉姆！」——他所崇拜的神的化身的名字。卡比爾於是宣稱，他已從拉瑪南達口中聽到了收他為徒的禱文。拉瑪南達的門徒被他這種舉動給惹惱了，他們都反對古魯收卡比爾為徒。而卡比爾用行動體現了拉瑪南達所宣揚的宗教融合思想，拉瑪南達於是收他為徒。儘管根據伊斯蘭教傳說，卡比爾後來的老師是著名的蘇菲聖人詹西的塔基（Takki of Jhansi），但這位印度教聖人才是卡比爾在自己詩歌中所承認和感激的唯一老師。



　　我們所知道的為數不多的卡比爾的生平與許多現代東方神祕主義觀念相矛盾。在他的門徒階段，我們對他的靈性天賦如何得到培養一無所知。他似乎跟隨了拉瑪南達很多年，參與了他古魯與當時所有著名的毛拉和婆羅門的神學和哲學辯論。我們由此可以推測，他瞭解印度教和蘇菲哲學。他不一定接受過傳統印度教或蘇菲思想的教育，但無論如何，他顯然從來沒有過禁欲苦行或遁世隱修的生活。一方面，他過著奉愛的內心生活，這一點表現在音樂上和文字上，他是一個音樂家，也是一個詩人；另一方面，作為織布工，他過著勤勞而普通的生活。所有的傳說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卡比爾是一個織布工，樸實無華，目不識丁，以織布維生。就像帳篷匠保羅（Paul）、皮革匠波姆（Jakob Bohme）、修補匠班揚（John Bunyan）、織帶工特斯坦根（Gerhard Tersteegen），卡比爾知道如何把修行和手藝結合起來。他的工作幫助而非妨礙了他所熱衷的內心冥想。他痛恨單純的禁慾苦修，他並不是一個苦行者，而是一個丈夫和父親，他的修行就是過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吟唱歌頌聖愛的詩歌。他的作品也印證了他過著平凡的生活，他反覆頌揚家庭日常生活的價值，以及它所帶來的愛與超脫的機會，同時他蔑視瑜伽行者的職業修行，他們「蓄著亂蓬蓬的鬍子，看上去像一隻山羊」，他蔑視所有認為應該逃離世界的人，因為這裡充滿了愛、喜悅和美，因為這裡正是尋求終極實相的最佳劇場，而至高神性已「將祂的愛的形式遍播全世界」（參見第21、40、43、66、76首）。



　　在當時，並不需要太多的苦行經驗，就能認識到這種態度的勇氣和獨創性。無論是印度教還是伊斯蘭教，從正統觀點來看，卡比爾顯然是個異教徒。他坦率地表明，他不喜歡所有制度化的宗教、所有表面化的儀式、所有外在的遵從——就像極端而嚴格的貴格教派那樣。在教會看來，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反覆稱頌與神聖實相的「簡單結合」，而這正是每一個靈魂的職責和喜樂，這樣的結合既不依賴於儀式，也不依賴於身體的禁慾。他所宣稱的神「既不在天房，也不在伽拉薩山」。那些尋求祂的人不需要長途跋涉，因為祂等著你在任何地方找到祂，「洗衣婦和木匠」要比自以為是的聖人更容易接近祂（參見第1、2、41首）。因此，這個目光極其尖銳的詩人譴責整個虔誠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宗教組織——寺廟和清真寺、偶像和聖水、經文和祭司——這些都只是實相的替代品；沒有生命的東西阻隔在靈魂和靈魂之愛之間（參見第42、65、67首）——



　　偶像都沒有生命，它們一言不發；

　　我知道，因為我曾向它們哭喊過。

　　《普拉那》和《可蘭經》只是文字；

　　我已揭開幕布，我已看見。



　　這種事是任何有組織的教派所不能容忍的。卡比爾把他的總部設在貝拿勒斯——祭司勢力範圍的中心，所以他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一個很著名的傳說，婆羅門派了美麗的名妓去引誘他，試圖敗壞他的名聲，結果名妓卻皈依了卡比爾，就像抹大拉的瑪利亞一樣，她突然被更高尚的愛所感化。這個故事表明了教會權力對他的恐懼和不滿。有一次，在施行了一個所謂的療癒奇蹟之後，卡比爾被控聲稱擁有神力，於是他被帶到了西甘達爾．洛迪（Sikandar Lodi）皇帝那裡。但是，相當開明的皇帝容忍了屬於他自己信仰的聖人的怪癖。穆斯林出身的卡比爾不屬於婆羅門權威，而且嚴格來說屬於蘇菲，而蘇菲被允許擁有極大的神學自由。因此，出於治安考慮，卡比爾被驅逐出貝拿勒斯，但他保住了性命。這似乎發生在一四九五年，當時他已經快六十歲了。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後一個我們能夠確定的事件。此後，他似乎搬到了印度北部的不同城市，這裡成了一群門徒的中心。他作為愛的使徒和詩人的生活在流亡中繼續，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說的那樣，這「從時間之始」就註定了。一五一八年，一個疾病纏身、雙手無力，無法再創作自己喜愛音樂的老人，死於戈勒克布林（Gorakhpur）附近的馬格哈（Maghar）。



　　關於他的葬禮，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在他去世後，他的穆斯林門徒和印度教門徒就如何操辦他的葬禮發生了爭執。穆斯林信徒想要舉行火葬，印度教門徒希望土葬。正當他們爭論不休時，卡比爾突然在他們面前現身，他讓他們揭開屍布，看看下面躺著的是什麼。他們在原來放屍體的地方發現了一堆鮮花。於是，穆斯林信徒把其中的一半埋在了馬格哈，印度教門徒把另一半帶到聖城貝拿勒斯焚燒。卡比爾讓兩個偉大宗教中最美麗的教義變得芳香四溢，對於他的一生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局。（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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