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類文明自紀元前四、五千年至於今日，於此漫長的時間中，曾形成了兩大代表性之文字系統：一屬拼音，一屬象形。或我們也可以以喜馬拉雅山為界，其西多屬拼音，其東則以象形為主。不過，不論拼音或象形，其根源無不來自於新石器末陶器時代之圖形或圖畫文字，約在紀元前3,500年頃。其所以從同一性大之圖形基礎上發展，而為全然異質之文字，大凡都在於其所使用之方法性的規範上了。如去圖形而合聲音與抽象符號所形成之拼音文字，其方法性之規範則多在文法與logic之應用，反之，若以保留了圖形，或更以圖形為主所形成之象形文字，其方法性之規範則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一則它以圖形為主，加以形聲、會意、指示等形式上造字，以形成其文字之系統性的廣泛應用外，而它之所以也會形成至於今日，仍可與拼音文字強勢文明相抗衡之結果，在於其文字發展過程中，由高度天才型之知識者所形成的，全異於拼音文字方法性之線性logic的非線性之圖形logic，於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意象邏輯」。
其中最值得人注意的是，遠古之中國人或知識分子之所以會形成中國所獨有的象形文字，那就等於說，他們不肯放棄圖形文字，或其中所必具有之紀元前3,000年前原始文明中圖形性之意義與精神。果真如此，那麼中國古文明就會停留在紀元前3,000年前，而不再往前更進，甚至一若澳洲或非洲之許多原始部落，直到十九世紀中仍保持在紀元前四、五千年前之文明狀態。反之，若中國之象形文字，一方面保留其圖形性質，另一方面卻又像其他進步的文明般，一直向更形精確之表達前進，以達到比原始的圖形思考之文明，更形進步而合理化的程度，亦必有和拼音文字相對等之方法或logic之要求或成功的表現。
關於這種情形，象形文字之所以到今日仍可與拼音文字相抗衡，其成果大凡都在於象形文字向精確之合理化過程中，所形成之兩大做為中國哲學之中心題旨或基礎上了。此即：
「天」之觀念之形成，
「三劃」之做為圖形表達之合理性之結構。
如果我們沒有弄清楚這兩件事之來龍去脈，或其所必具有的，以後來的文字所可解釋的意義，我們就很難真切地瞭解，後來做為我以儒家為主軸之兩重要著作之真正來源與意義。而此二書即：
《易經》、《尚書》。
「天」與「三劃」之出現，不論在中國或世界文明，都可以說是一件人類文明之大事。因為其中說明了中華文化之象形文字大異於拼音文字，於其自圖形進步到合理化文字之過程所必有之，全異於拼音文字之方法與邏輯。
換言之，當拼音文明自原始之圖畫文字，為求合理與精確化而走向拼音文字，並使拼音文字以其二元化的方法結構，而形成為一線性之思考邏輯的時候，我國古文明由於時代性合理精確之要求，亦必自圖畫文字進步而成為一具有符號系統性之象形文字系統。但其中所含有之合理與精確之方法或邏輯，顯然它採取了和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方向與內容。
總之，意象邏輯是中國象形文字之圖形表達中之精確化之方法論。由於它的基礎是圖形表達，所以它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之線性邏輯推演，反之，象形文字圖形表達之精確之方法在於「結構」。我想這種情形，形式上來說，很像拼音文字之數學中所呈現之幾何與代數（或算數）之兩大系統。
但至十七世紀笛卡兒時，卻以一座標體系將幾何與算術統合為一，而形成數字中更具統合性之精確之空間表達系統。
由此我們也可以試想看，若拼音文字屬線性邏輯系統，而象形卻屬圖形或意象式之邏輯，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尋找一種座標體系，將此二者統合而為一，而形成整個人類世界之更具統合性之廣大而精確的表達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