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早產的革命
言及武昌首義引發的辛亥革命，我們被教科書簡單化的當代人腦子裡面，對此立刻湧出太多的疑問：
在1911的晚秋發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標籤式教科書上所講的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舊民主主義革命」嗎？
領導和參加起義的那些革命者們，清朝的新軍軍官、士兵、高級官吏、會黨、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裝集團的頭子們，都屬於資產階級嗎？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殺式的暗殺，為什麼不能同現在中亞的恐怖主義劃上等號？
青年汪精衛，為什麼那時候有足夠的勇氣，從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大無畏勇氣，去刺殺虜王載灃？
一生戎馬倥傯、反藏獨的民族英雄趙爾豐，是在何種情況下，變成了成都「趙屠戶」？
所謂的袁世凱、黎元洪「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知與不知，在讓後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齒之餘，我們捫心自問：這種結果，是歷史的荒唐，是大勢所趨，還是孫中山等黨人的無奈？
清朝殘酷壓迫漢人二百六十多年，亡於寡婦孤兒之手，為什麼那麼多人對於袁世凱的「逼宮」深惡痛絕？我們的國人，從什麼時候起，失去了有仇必報的「冉閔人格」呢？
在愛國和「賣國」之間，孫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條底線？中國同盟會與日本黑龍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為什麼一直諱莫如深？
辛亥革命後，中國民眾所得，真的不過是「枉然」失去了一條腦後的辮子而已嗎？
為什麼在湖北？為什麼是清朝新軍？為什麼一場謠言所引發的士兵革命，是一個包含著極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太多太多的問題！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軍工程營中的一聲槍響，絕非普通的一槍，它是中國民主主義、民族主義革命的發令槍，是埋葬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統治的奪命槍，也是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槍。
在並不遙遠的、近一個世紀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回望過去，卻如霧裡觀花，那樣模糊不清，那樣撲朔迷離，甚至，那樣不可思議。
10月10日，在那樣一個殺機四伏、危險重重、激動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是一首個人英雄主義的偉大史詩，也是一首民族主義的雄渾交響曲！
撣去歷史的灰塵，我們終於發現，武昌起義，這個宏大、雄壯的歷史過程，正是在某些英雄個人的主觀意志活動下達成的。
在偉大的革命中，新軍官兵們無懼犧牲和挫折，他們大無畏的革命衝動，使得枯燥、瑣碎、危險的日常生活，頓時充滿了冒險和激動。即使是一個鐵釘，一個威力微小的炸彈，一紙無關緊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敘事，而變得充滿了戲劇性和不朽的意義。
作為那些已經超越時代局限的革命者個人，他們堅韌不屈，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歷史感，百死不撓。
在個人英雄主義的激勵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那麼多堅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識份子，拋頭顱，灑熱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國。
武昌起義，敲響了清朝王朝的喪鐘。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革命軍打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對清王朝的突破性一擊，進而在全國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最終迫使清帝退位，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
武昌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軍事、政治試驗，它催生了中國人數千年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無量金錢無量血，最終換取這個結果，都是值得的。
這場地方精英們所領導的武裝起義和暴動，以其超乎預料的輻射作用，顛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從革命性質來看，它確實是一場以民族革命為現實基礎的偉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義的仁人勇士們，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使得他們的名字會永遠鐫刻在人民的集體記憶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場早產的革命，註定要夭折。
隨之而起的，是無數讓人焦慮的問題。革命「勝利」後，經由無數層妥協、按照美國模版建立的國家，那麼突兀，那麼忽然，有悖於我們國家人民的天性、歷史的傳統、儒教的信仰以及我們所能順利適應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這種基礎上所描繪的共和藍圖，最終我們發現，不過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畫。
在近現代史中，我們中國，一直是個缺乏運氣的國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沒能阻止美國海軍準將培理的武裝艦隊進入江戶灣。在切實感受到自身虛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奮，僅僅過了15年，明治維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運動，而且實現了一種在現代西方世俗精神影響下的科學西化；而中國，自1793年英國人馬嘎爾尼率領使團訪華，就下跪、不下跪問題，西人與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糾纏久之，我們的「天朝」大皇帝依舊浸沉於中央王國的自戀中。過了118年，我們這個國家才最終能造成一種破壞性、顛覆性的政治建設的實現。而最終取代清朝帝國的，也不是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統治政府，而是中國王朝更迭後常見的那種秩序混亂的狀態。
118年和15年，這種距離，發人深省！
19世紀50、60年代的「太平天國」洪秀全、19世紀末期的孫中山以及20世紀前五十年的蔣介石，其實都在朝著「西化」的方向邁進。饒有意味的是，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終無不以失敗告終。
可以想見，在中國，從1840年一直以來的西化，不是科學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機械「翻譯」基督教語意（孫、蔣）構造中國的西化。以這種基督教的模替手段來抵拒和適應強大西方文明對古老中國的衝擊，歷史證明，最終都不可能成功。
從歷史的經驗看，可以這樣說，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教義還是什麼誘人的俄式「理論」，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國，這種「西方」模式不合適的外套，不可能適宜罩在中國固有的傳統組織結構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們，最終都會精疲力竭，不是依舊重複那些落後而無效率的老路。就是加上「中國特色」的標籤來「改造」和「適應」。
西化，恰似穿一件嶄新的華麗西服，孑然獨行在崎嶇窄徑。
西方主義在中國，通過筆者的觀察，只能造成破壞或者起到某種激發活力的作用，並不能使得我們這個國家實現真正的穩定和大一統。
然而，在混濁、洶湧的歷史潛流中，我們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東方」視角，去觀察、探析能讓昔日的中央帝國實現真正富強的方向。
當然，糾纏這些「主義」、「理論」，最終依舊會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歷史規律和歷史個案）的泥沼。
在21世紀的今天，經歷了西元前221年到西元1840年，長達2061年天命中華帝國的烙印，其實，在我們人民的內心深處，依舊懷有濃厚、統一的帝國意識──一種穩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識。
「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無論如何，辛亥革命，這一場看似魯莽、猝然、由一個清軍新軍班長（正目）聯合幾十個士兵以150發子彈所發起的起義，轟然彈發了革命的多米諾骨牌，抽去了清朝這個搖搖欲墜泥足巨人的腳下一塊支板，讓帝國跌入了永劫不復的歷史深淵。
當然，辛亥革命的最終結局，也應驗了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理論：「暴力革命造成的一個並非本意的後果，常常就是獨裁。總是這樣，法國革命帶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17世紀時的英國革命帶來克倫威爾的獨裁。……因此看來，革命理想的擁護者，幾乎總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這段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辛亥革命，帶來了袁世凱和日後的混戰的軍閥。
確確實實，「有暴力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評的自由和建立反對派的自由」，但這種苦澀的結果絕非起義英雄們的初衷。
懷著許多好奇，許多敬畏，許多懷疑，我們回望1911那激動人心的鐵血華年。
在對歷史的凝視中，我們可能從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敗中，尋找到給與我們啟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壞性的另一條新的道路。或許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堅忍決心的中國人民，面對日後姍姍來遲的社會試驗的風險，就會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和應變能力。
我真摯希望，從此以後，國民能永遠告別革命！
錄《紅葉》詩一闕，以代歎息：
無定河邊日已昏，西風刀翦更銷魂。
丹楓不是尋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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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連勃勃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