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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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觸《莊子》，是經由尼采和存在主義的引導。一直到現在，尼采的代表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莊子》仍是我最為激賞的兩部著作。他們兩者間的異和同，都深深地吸引著我，尼采的「沖創意志」和莊子寧靜致遠的意境，對立而又並存地蓄藏在我心底。青年時代，我在寫完《悲劇哲學家尼采》、《莊子哲學》（香港版改為《莊子淺說》）、《耶穌新畫像》三本小書之後，大約從一九六七年開始，便將全部心力投入到老　莊的譯注中，終於在一九七四年前後，完成了撰寫工作。比較而言，老子的哲學思想較容易概念化，而莊子的哲學就較難將它系統性地概括把握，在《莊子》的詮釋上我花費了比探討《老子》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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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我的生命之旅就步入了一段坎坷之途，其間尤以一九七三年臺大哲學系事件我之遭受波折為甚。由於多年鑽研《莊子》，他的哲學思想不僅是我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也逐漸內化，成為我內心世界的重要部分。每當人生跌入困頓之谷，莊子的理念總是成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支撐我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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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越發感到莊子的哲學和智慧的可貴，進入莊子的世界，讚歎於他的思想視野的開闊、精神空間的寬廣；也許是由於個人人生經歷的緣故，我對於《莊子》文中表現出的知識分子的悲劇使命感和悲劇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尤其是他的由「遊心」心境所達致的美感經驗和藝術情懷，令我心嚮往之，卻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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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為宇宙論和人生哲學，其建構者主要是道家，道家的宇宙論在漢代《淮南子》中得到了更為完善的發展，而其本體論到魏晉有了突破性的建樹。在人生哲學方面，莊子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後代也是無人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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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聖外王」的理想是莊子首先提出的，而莊子的「內聖」之學，無論其心學、氣論以及天人之學，都對後代哲學產生了無可比擬的影響，可以說莊子的「內聖」之學決定了中國哲學史的主要內涵和方向。個人深以為，莊子思想的原創性和內涵的豐富性，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無人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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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自一九七四年出版後，二十多年來不斷地發現今譯部分中的欠妥之處，但一直無暇修改。最近因病住院，在醫院中根據王師叔岷先生的《莊子校詮》等著作，對這本書進行了修訂，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為本書重排再版，令我可以稍解多年來對讀者的負疚，也了卻我的一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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