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書俱老，還是人與書依舊青春──《火與冰》二十七周年紀念版序〉
一九九八年，《火與冰》出版後，二十五歲的我，因而邁入新一段柳暗花明、落英繽紛的人生。
《火與冰》中的很多篇章是帕斯卡式的隨想錄，算不上完整、成熟、深邃的洞見與突破，但它有青春的激情與偏激，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銳，也有魯迅所說的「血的蒸氣」。那時的我，不懂得「打擦邊球」的技巧，只知道「我口說我心」、「我手寫我心」，卻由此贏得一九八九後一代的深切共振──在大屠殺之後長達十年的鴉雀無聲中，這一聲稚嫩的吶喊，「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在中國嚴苛的新聞出版審查制度中，《火與冰》成為「漏網之魚」，是因為趕上了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和北大百年校慶。柯林頓是一九八九年之後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那時急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江澤民政權對其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當然要在其訪華前夕做出一系列親善舉動，比如釋放若干政治犯，比如在新聞出版上稍稍放寬，營造出一種類似「小陽春」的形勢。於是，《火與冰》在這個大氣候下破土而出，如同在原野上奔跑的野孩子，健步如飛。不過，那時我對國際政治和美國政治還沒有什麼涉獵和思考，對柯林頓訪華及隨後中國加入世貿給美國和中國帶來的嚴重後遺症毫無「先見之明」。
中國的書商十有八九都是奸商，沒有一點點韋伯所說的清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即便《火與冰》一砲而紅，短短幾個月便暢銷百萬冊，書商印書如同印鈔票，卻不願按照印量支付版稅。書出版之前，書商故作慷慨地預付三千元人民幣，那是我生平得到的最大一筆稿費。隨後，我與書商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時，將外套搭在座椅靠背上，兜中裝錢的信封被旁邊一桌看似社會青年的小偷順手牽羊了。錢到我手上只有一個小時，還沒有捂熱，就不翼而飛。這個故事似乎預示著一個不祥的結局：我不太可能靠寫作發財致富。
感謝上帝，直到今天，《火與冰》出版二十七週年後，我每天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除了寫作，我不會幹別的事情。寫作是我的工作，是我的手藝，是我的樂趣，也是我養家糊口的手段。作為寫作者，我從未在錢財上富足過，卻也從未匱乏過，我和家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我沒有為錢財所困，也沒有為錢財所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為金山銀山、寶馬香車而眼饞，正如聖經中說：「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絕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免得我飽足了，就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上帝的名。」
《火與冰》的第一行文字寫於十八歲高中畢業那一年，最後一行文字寫於二十五歲大學本科畢業那一年，大部分都是在燕園中完成的。《火與冰》算是我對二十五歲人生的一個小結。
光陰如梭，不知不覺，《火與冰》問世已二十七年。十七歲的兒子余光益（Justin）已完成他的第一本書、電影評論集《The Marrow of Life》（生命的精髓，來自梭羅的名言「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我希望生活得深刻並汲取所有生命的精髓。）兒子的寫作生涯比我更早開啟，我陪伴他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天地茁壯成長，祈願他的人生比我的人生更加寬廣壯闊、多姿多彩。
當年寫作《火與冰》之時，我是跟今天的兒子一樣新發於硎、躊躇滿志的少年人，雖不至於「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卻也有李白「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夢想。在六四屠殺後那些憤懣的噩夢中，我屢屢將自己想像成飛簷走壁、騰雲駕霧的大俠，在一個漆黑的長夜，隻身潛入中南海，揮刀斬下屠夫鄧矮子的狗頭。也如同俄國作家赫爾岑在沙皇屠戮十二月黨人之後，在麻雀山上發出終身反抗暴政的誓言：「我們還不理解要面對怎樣一個龐然大物，但是我們決心戰鬥。這怪物使我們歷盡艱辛，但是不能摧毀我們，我們不會屈膝投降，不論打擊多麼沉重。我們蒙受的創傷是光榮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與上帝的使者夜戰的證據。」
到了北京之後，我才知道「侯門深似海」，更知道自己「畢竟是書生」，只好以筆為匕首投槍，但求成為暴君喉頭一根拔不出來、也吞不下去的魚刺，讓暴君每天都不舒服。但暴君會讀書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毛澤東只讀線裝書，鄧小平連線裝書都不讀，習近平更是只讀書單、白字連篇。
《火與冰》中的文字，再也無法重複，如同人生不能再踏進同一條河流。那種天塌下來也不管的少年意氣，如今自己讀來都會微微發笑。二十七年後，「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當然是不一樣的心情及不一樣的文字。所以，儘管當年的《火與冰》有瑕疵，有自戀，有矯情，有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甚至有帶著毒素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但我不會加以事後諸葛式的修改，二十七年之後，仍然讓其原汁原味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二○一二年一月，離開中國前夕，我從幾名書商、編輯口中聽到出版社接到宣傳部命令將我的書銷毀的消息，包括以寧萱之名出版的研究小山詞的《幾番魂夢與君同》（其中沒有一個「敏感」詞彙）。這是讓我做出離開中國決定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個以焚書為榮的國度，絕非值得我愛的祖國。
中共的焚書史源遠流長，中共以焚書興起，也必將以焚書滅亡。一本一九四七年版《北方通訊》油印小冊子內有一篇〈從晉西南新收復區採集圖書歸來〉，文章說，晉西南土改中毀書無數。因為農民痛恨地主老財，連他們的藏書也恨，「以痛恨地主老財的心情來痛恨這些書」，見到書不是燒去也要撕毀。翼城西下莊張家、浮山車家垣、洪洞蘇堡等地大批藏書燒光了。作者還目睹區公所幹部將《四部叢刊》撕爛，背面當信紙用。
更大規模的、讓納粹焚書運動望塵莫及的焚書場景，出現在文革期間。一九六六年夏，焚書運動達到高潮。北京的紅衛兵在東單體育場大規模焚書，場中堆放著小山般的圖書。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印刷學校、女八中等校的兩百多名紅衛兵，在國子監孔廟大殿前院焚燒北京市文化局所屬各劇院存放在孔廟的大批戲裝和圖書。老舍、蕭軍、駱賓基、荀慧生、端木蕻良等二十九位文藝界名人被帶到現場，以頭頂地，圍著火堆跪成一圈，身後是數百名紅衛兵，有的拿著木刀、長槍、金瓜錘等道具，有的解下銅頭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他們。文革史學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一書中描述：「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二十九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當時，蕭軍心中憤怒至極，他年輕時練過武功，心裡想，如果動手反抗，憑自己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老舍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自己反抗，寡不敵眾，會被打死，其他二十八個「牛鬼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一定會跟自己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自己不應該連累別人。不要連累老舍被打死的念頭，使蕭軍壓下反抗的衝動，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後來，蕭軍寫下〈國子監〉一詩：
烈火堆邊喊打聲，聲聲入肉地天驚。
藤條皮帶翻空舞，棍棒刀槍閃有風。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婦女裂褫裎。
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紅。
次日，不甘繼續受辱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湖自盡。隨他而逝的，還有林海音《城南舊事》中全部的老北京風韻。
多年以後，我與老舍居然以一種詭譎荒謬的方式發生了聯繫──二○○○年七月，我從北大碩士畢業，簽約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但尚未去報到就被告知：文學館接到中宣部命令，單方面撕毀工作合約，不允許我去工作，且不給出任何理由。多年後，國保警察才告知：從《火與冰》開始，你寫的所有文章都是反黨反政府的，不能給你任何工作做。
當時，任現代文學館館長的，正是老舍的兒子舒乙。父親被中共迫害致死，兒子卻加入中共官僚系統參與迫害更年輕一代寫作者。這就是中共體系下的「平庸之惡」。至此，加害者與受害者界限模糊，精神同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兩名德國刑警敲開作家、記者、人權活動家卡爾•馮•奧西茨基的房門，將其逮捕。他們允許他洗漱穿衣，然後帶走他。「打起精神來，」他向妻子莫德道別，「我很快就回來。」然而，奧西茨基再也沒有回家。三年後，他成為在獄中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一人。五年後，他在一所戒備森嚴的醫院中病逝。
希特勒不會讓奧西茨基活著重獲自由。此前，奧西茨基在《世界舞台》上發表了一篇針對希特勒的政論文章，他擲地有聲地寫道：「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
同一天被捕的還有數以百計的作家、記者、律師、國會議員。凌晨五點，《世界舞台》撰稿人埃貢•歐文•基施也被捕。來到警察局後，他在通往政治警察部的走廊上遇到很多熟人，其中就有《世界舞台》的律師阿爾弗雷德•阿普費爾博士，這位律師曾幫助很多異議人士打贏官司。基施想，也許阿普費爾能把自己弄出去，於是叫道：「你好，阿普費爾博士，我被捕了。」沒有想到，對方的回答異常平靜、波瀾不驚：「我也是。」
同一天上午，希特勒在總理府召開內閣會議，拿到了總統興登堡簽字的應對「國會縱火案」的法令。法令廢除了國民所有重要的基本權利，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郵政和電話保密，以及住宅和財產不可侵犯統統失效，警察可以隨意逮捕任何人，無限延長逮捕時間，並阻止被拘禁者與律師聯繫。
納粹德國與共產中國有什麼差異呢？或者，正如我用一本書的書名中所彰顯的那樣，中國就是「納粹中國」？奧西茨基、基施、阿普費爾等人經歷的一切，很快在劉曉波、我以及李和平律師等人身上重演了。
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與劉曉波因為組織起草《二○○四年中國人權狀況報告》，同時被北京警方傳訊、抄家。四年後，劉曉波因組織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後被判刑十一年。二○一○年，獄中的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在警察圍堵的醫院中因肝癌去世。
在我被抓捕之後，上門來提供法律幫助的友人李和平律師，同時也被警察帶走恐嚇。此後，李和平更是成為「七○九」大抓捕──中國版的美麗島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在獄中受盡酷刑折磨，被強制灌藥，一度神志不清。
我和我的朋友們以親身的經歷證明：中共政權就是升級版的納粹政權，任何對中共政權的正面評價和想像，都是自取其辱和自取滅亡。
《火與冰》是我邁向自由的第一步。至於共產黨為何以《火與冰》為依據，從此將我定義為「萬惡不赦」的「國家的敵人」，我相信讀者朋友們讀完這本書就會明白背後的緣由。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的判斷沒有錯（共產黨從來就很善於區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如果中國每人手上都有一本《火與冰》，中共宣傳部炮製的謊言哪裡會有人相信？
二十七年來，我的文字和思想不斷深化、前進、突破，如同梁啟超那樣「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但毫無疑問，我的基本立場從未改變：反共、反左、反中（華），三者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缺一不可。當然，反對的意義並不在於反對本身，我所有文字的目標都指向自由。我從未改變初心，我絕不背叛自己。
在《火與冰》那個時代曾與我並肩前行者，很多已然漸行漸遠乃至背道而馳。我如同嵇康一樣寫過好幾篇〈與山巨源絕交書〉──那些骯髒的名字就不必一一列出。我將當年這些人送給我的書扔進垃圾桶，我相信他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二十七年後的中國，朝著我當年期待上升的方向高速墜落，焚書司空見慣，就連香港公共圖書館都將我的所有著述下架。遭到禁絕的《火與冰》，自然無法被更年輕一代中國讀者接觸和閱讀。於是，我讓《火與冰》在華文世界唯一既有出版自由也有出版市場的臺灣安家落戶，正如我本人也將台灣當做第二故鄉，每次到台灣都如同回家。
在網路和數位時代，讀書似乎逐漸變成一件古典而奢侈的愛好，但總有那麼一小部分人，矢志不渝地熱愛閱讀，以書為友，以作者為友。在花蓮，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先生，每天用放大鏡讀我的書，還推薦給兒女、孫兒孫女、重孫重孫女閱讀；在新竹，有一位台積電高級主管，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將讀我的書當做一大享受，給我傳來長長的讀後感；在台東都蘭的藍天碧海間流浪的作家、大廚江冠明在臉書上寫道：「邊讀邊欣賞，余杰那股行天下窮盡萬里路的風骨，字裡行間流露知識分子的見識。看余杰的書，也是救贖和告解，他選擇正面迎戰，把自己的歷史和思想，揮灑成一本本書。閱讀余杰，思緒越走越高，看清事件的時空脈絡，不僅批判更提出論述制高點，讓讀者展望歷史走向，而非迷失在事件衝突的情緒迷惘。」讀者的反饋，知己的共鳴，乃是作者最大的幸福，真的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謝謝臺灣。感謝水牛出版社在十二年前推出《火與冰》的第一個臺灣版本，也感謝秀威出版社在十二年後推出《火與冰》的第二個臺灣版本。人書俱老的陳詞濫調被推翻了，人與書依舊青春無敵。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美東維吉尼亞綠園群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