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流亡二二八

序言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為同年六月卅日出版的《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寫了如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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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國軍第廿一師登陸基隆後，立即在全省各地展開鎮壓二二八事變的行動。從三月十三日開始，軍方下令封閉《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中外日報》等民辦進步報刊，同時逮捕了許多記者。《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和《自由報》社長王添?，也在混亂的時局中慘遭殺害。
　　五月十六日，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一些僥倖逃生的進步記者便利用陳儀的班底和魏道明的班底進行交接的這段過渡期，逃亡海外。這些人，如《自由報》的記者蔡子民、吳克泰及周青等人，都在四月中旬抵達上海，投靠「旅滬臺灣同鄉會」。後來，舊臺共黨人蘇新、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也陸續流亡到了上海。
　　事件當時的幾名學運領袖則繼續留在島內，或者潛入地下，或者輾轉逃亡。據吳濁流的說法，二二八事件後，本省知識階層大體分成了四個派別。即：「超越派」、「妥協派」、「理想派」和「抵抗派」。
　　所謂「抵抗派」即指在政府全面恐怖捕殺之下，潛入地下，繼續為新的民族、民主鬥爭奮鬥者。這類人以臺北帝大醫學部畢業的青年領袖郭琇琮為典型。其他如臺大學生楊廷椅（楊建基）、師大周慎源、臺大法學院陳炳基、延平大學葉紀東……等進步青年都是。這些人，有的不幸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了，如郭琇琮、楊廷椅、周慎源……等；有的則在「四六事件」後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不得不出走大陸，如陳炳基、葉紀東……等。
　　另外，也有一些臺灣青年，經歷了一場二二八事件後，因為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而自願奔赴大陸者。
　　在那幾年，歷史前進的巨輪，急遽地轉動著。
　　一九四九年，一個轉折的年代。
　　首先，陳誠在一月五日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接著，警備司令部於五月廿日發布全省戒嚴令；最後，蔣介石政權在年底敗退來臺。相對地，在大陸，十月一日那天，中共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這樣的大時代下，究竟會有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在海峽兩岸來來往往地上演呢？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年。
　　三月一日，下野一時的國民黨總裁正式在臺灣復職。
　　五月廿三日，國府當局宣布「二二八事件」審理終結。也許是為了安撫經過一場動亂後失去了的民心吧？！但六月十三日，「戡亂時期匪諜檢舉條例」卻接著公布實施。
　　至此，臺灣的歷史正式進入一個「反共戒嚴」體制下的「戡亂時期」。
　　六月十八日，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赫然以「勾結共匪陰謀變亂」之罪被槍決。
　　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帝國主義基於臺灣作為全球反共協防戰略一環的必要，重新支持原先已經放棄了的國民黨政權。六月廿七日，美帝所屬的第七艦隊堂堂駛入臺灣海峽，圍堵大陸上新成立的中共政權。
　　從此以後，臺灣納入二體制對立的國際冷戰結構。海峽封斷了。從大陸到臺灣的所謂「外省人」，從此不准回大陸。從臺灣到大陸的所謂「臺灣人」，從此也不能回家鄉。一闕民族的流亡曲從此在海峽兩岸同聲唱起。
　　一九八七年，隨著臺灣社會內部矛盾的不斷發展，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令解除了。大陸探親的政策也初步開放了。封斷四十年的兩岸人民，從此又得以繞過「第三地」迂迴展開單向性地探親交流。與此同時，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一場因為中國階級內戰而延伸的一場「民族病變」──「二二八事件」，也因著人民力量的推動而有了初步廓清真相的進展。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九九○年春天，我專程到大陸尋找那些因為參與二二八當時的鬥爭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在北京，我找到並採寫了一部份當事者為戰後臺灣那段被湮滅的歷史作出的第一手見證。這些人有葉紀東、陳炳基、吳克泰……。
　　四十年來，在「戡亂時期」、「反共」、「戒嚴」體制的意識型態指導下，這些人一直被當做是「萬惡不赦」的「共匪」吧！然而，當我親自見到這些臺灣先行者時，他們卻一個個都是懷著鄉愁的、頭髮斑白的、慈祥的老人了。
　　不是說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的事變嗎？不是說二二八事件是「臺灣人民英勇的鬥爭表現」嗎？不是說……，那麼，對持此種論調的人而言，這些親身參與事變當時的鬥爭的臺灣先行者，不但不該被當作什麼「匪徒」，反而應該被捧作人民的英雄才是。
　　因為這樣的思考，我認為有必要把他們的經驗整理出來，提供今天的臺灣的青年，通過這些先行者走過的足跡，能夠從一個側面認識到日據以來殖民地臺灣的青年為了尋找民族的、階級的認同而走過的一條曲折而坎坷之路。
　　然而，我又擔心這些史料的出土，會不會因此而觸怒了國府當局，認為它在挑動「歷史的傷痕」，並且因此而使得這些思鄉的臺灣老人永遠不能歸鄉呢？因為這樣的顧慮，我遲遲不敢把這些採訪筆記整理、發表。
　　畢竟，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是人們的主觀意識能夠改變的！當歷史的進程即將進入「二二八事件」的四十四週年前夕，我們看到國府當局也從「在立法院為二二八犧牲者默哀」的基礎上，逐步著手官方史料的編纂與紀念碑設立，乃至國定紀念日等各項「平反」工作。那麼，我想，總該也讓二二八以後出生的年輕一代聽聽來自民眾的二二八的歷史見證吧！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將去春採集的二二八流亡者的歷史見證，逐一整理，並以「二二八流亡曲」之名系列發表，作為不同於官方立場的另一種二二八史料，與臺灣進步的民眾分享。並希望這群思鄉的先行者能夠在「戡亂時期」終止後回到日思夜想的，曾經為它愛過、苦悶過、奮鬥過的美麗故鄉。
　　另外，本書還收錄了初步採寫的《人民導報》三君子──王添?、宋斐如與陳文彬的傳略。謹以此書獻給在二二八這場民族的病變中沉屍、流亡的受難者及其家屬；並作為永遠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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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後，我又陸陸續續地與前輩們進行了無以數計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七年一月，隨著政治氣候的相對寬鬆，我又藉著製作「台灣思想起」的電視紀錄片，作了比較全面而有系統的錄像訪談。
　　時間很快又流逝了三十四年。這段時間，原先倖存的歷史見證人也都陸續謝世了。當年出世的嬰兒如今也已過而立之年了。但二二八的歷史悲劇顯然並沒有隨著當局的種種補償措施而成為一頁翻篇的歷史，它仍然是一些無良政客們每年定期的悲情提款機。因為這樣，這些出生於日據殖民統治時代的前輩們對往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憶，就為我們見證了臺灣走過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與曾經有過的歷史歲月，從而幫助我們後來者鑑往知來。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在三十四年之後修訂再版《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由於原書輯二「《人民導報》三君子」的〈硬骨棱棱義氣豪──二二八蜂起的旗手王添?〉與〈誰知英烈竟沉屍──《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兩篇已於印刻另出單行本《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二○○八年三月）與《尋找二二八失蹤的宋斐如》（二○二○年七月），題為「流亡二二八」的修訂再版就不再收錄。另外，輯一「二二八流亡曲」的〈從「一九」反美示威到「二．二八」人民蜂起──臺大麥浪歌詠領隊方生的台灣經驗〉一文，也因
其非臺灣本籍人而割捨。相對地，這個修訂本增加了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與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的證言，從而更加全面呈現二二八前後的臺灣面貌，廓清歷史迷霧，指引我們一條前行的路。

二○二六年元月十五日於五湖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