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眾志成城：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六卷

作者序� 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

1945年4月9日，迪特里希．潘霍華和其他牽涉參與刺殺希特勒的人一道，在弗羅森堡集中營被處決。不到一個月後，盟軍攻佔柏林，納粹政權最終崩潰。

在參與暗殺計畫的人中，潘霍華頗為與眾不同，因為他是一名在歐洲和美國的基督教圈子中享有盛名的牧師、神學家和教師。1944年7月20日，對希特勒的未遂暗殺行動之後，他因涉嫌反納粹活動被拘禁。在被關押了大半年之後，更多證據顯示潘霍華與多位親屬深度參與了刺殺行動。於是，三十九歲的潘霍華無法迴避死亡的毒吻。

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被要求參與一項以殺人的方式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時，該如何反應？這是潘霍華的真實人生和最後抉擇。他一邊向眾人宣講上帝之愛，一邊密謀刺殺暴君，兩者有矛盾嗎？那些偽善的教會至今仍然對潘霍華之死是否為「殉道」而爭論不休，但這已然與之無關。當時，潘霍華在德國教會內部是屈指可數的少數派—德國絕大部分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都臣服於納粹統治之下，心甘情願或半推半就地充當「德國基督徒」或「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基督徒」。但潘霍華始終堅信，對於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殺死希特勒、結束納粹政權，是可做的唯一負責任之事—在屠戮與哭嚎充斥外面街道之際，僅僅躲藏在教堂中禱告是不夠的。潘霍華一步步邁向政治反抗的過程，並沒有違背他以往的思想，反而是他思想順理成章以及必然的結果，正如艾伯哈特．貝特格的解釋：「潘霍華在1935年把當今所謂『政治反抗』這個觀念介紹給我們。我們不能再清楚明確的切割認信和反抗。??我們現在終於明白僅僅在口頭上認信，不論多麼勇於表達，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背負殺人共犯這個罪名，即使我們都會傳講『唯獨耶穌』，還是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早在1932年，潘霍華及其家人已經開始參與反對納粹的運動。他曾受邀在柏林威廉大帝紀念教堂講道，講道的經文取自聖經歌羅西書三章一至四節。其中描寫聖保羅敦促他的教眾：「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潘霍華通過這些經文看到的，並非讓基督徒心安理得地退出這個世界的「屬靈的套話」，而是一種召喚，要求參與世界內部的嚴肅鬥爭。他對未來鬥爭的理解如下：「相反，正因為我們的思想集中在『上面的事』上，所以我們在地上抗議的時候更加堅持和決絕??始於具有無限革命性的團體的基督教，難道如今卻要一直封閉下去嗎？難道每一場新運動都必須繞過教會開闢道路，而教會總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嗎？」他預言，「有人要求殉道者的鮮血」的時刻將會到來，這將是基督教抵抗納粹主義的結果。他更強調：「我們不能僅僅為那些被不公平之輪所碾壓的傷者包紮，更要修正這輪子本身。」是的，必須力挽狂輪，即便會被狂輪碾壓得粉身碎骨。

1944年7月，潘霍華在獄中寫了一首名為〈摩西之死〉的詩歌，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差遣我在死的面罩下做見證，�看我的百姓歡宴勝利。�我在你永恆中傾跌、沉落�但見我的百姓向前得自由。」毫無疑問，「自由」，是所有抗爭者最大的共性，抗爭的目標就是追求和捍衛自由—自己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以及所有愛自由者的自由。納粹敗亡之後，不僅德國人，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將納粹當作是獨一無二的邪惡和已經翻篇的邪惡。殊不知，東方很快崛起了升級版的紅色納粹—中共政權。西方左派通常會認為這種類比非常「政治不正確」（他們更願意將納粹議題特殊化處理），然而，就中共的罪惡和危害、殺人之多和統治時間之長而論，已然讓納粹望塵莫及。那麼，在反抗中共政權的漫長鬥爭中，有多少潘霍華式的抗爭者？

書寫「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就是講述堪與潘霍華類比的、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敢者的故事。平心而論，中共比當年的納粹更強大、更愚頑、更暴虐，所以反抗中共比反抗納粹更艱巨、更危險、更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共也理應形成一項全球性的、最為迫在眉睫的、首要且共同的事業。過去，共產革命以「統戰」為一大「法寶」。1848年1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寫成《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後來成為蘇聯、東德等共產國家的「國家格言」。反之，反共的事業更需要一種超越國家、種族、階級、性別和宗教信仰的抗爭者的大聯合—非「眾志」不能「成城」，非「二人同心」無法「其利斷金」。

在抗爭者系列第六卷《眾志成城》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物，對於中國來說，或是種族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法律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逃離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他們已然身處中共統治的區域之外，本可將中國的一切拋在身後，但他們身處自由世界並未停止反共使命。

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最早揭露中共計畫生育和強制墮胎暴政的美國學者毛思迪、長期擔任「人權觀察」執行長的人權律師和政治評論家肯尼斯．羅斯、致力於研究中共對維吾爾人等少數族裔進行種族滅絕的德國學者鄭國恩、在美國國會發出抗中呼籲的前眾議員麥克．蓋拉格等人，他們在種族和國籍上與中國風馬牛不相及；還有港荷混血、出生於加拿大的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雖有一半港裔血統，卻與中國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出於對普世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守，他們成為中共政權的反對者和批判者，正如莊文浩所說，「在法治自由國家生活的我們，必須為被噤聲者發出聲音」。他們雖然不會被抓捕入獄，但仍然需要為此付出不菲的代價—中共以舉國之力對他們發起誹謗和抹黑，對他們實施所謂的「制裁」，讓他們無法像親中的政客、商人、名流那樣到中國發大財。

還有若干來自於被中共戰爭威脅的台灣以及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不同族群的抗爭者。他們當中，包括公開宣稱「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不怕說會亡命天涯的話」的台灣天王級創作型歌手陳昇；在美國和世界舞台上為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奔走呼號、家人身陷中共集中營的魯珊．阿巴斯；歷經千辛萬苦逃離中國、抵達達蘭薩拉並在國際舞台訴說自己親身經歷的前藏族政治犯朗吉；還有香港抗爭者吳政亨、容偉業、梁天琦、劉祖?、王逸戰、曾志健等人—他們分屬不同的世代，政治立場和抗爭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他們認同香港而不認同中國，並參與了「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偉大事業。他們的存在實實在在地表明，中共所宣揚的大一統的中國早已左支右絀、千瘡百孔，中共消滅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自由之聲。

更有不同時代的「潤學」實踐者，他們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用腳投票、逃離中國—「坦克當前，鐵窗斷後，自由鳥永不老去」的高爾泰，「我是一隻沒有幾根羽毛也敢於高飛的自由鳥」的齊家貞，「我是六四倖存者，一生都為自由與尊嚴而抗爭」的呂京花，「我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對抗網路長城」的蕭強，「我對誰都不跪，希望對得起生者，也對得起死者」的張倫，「揭露共產中國的野蠻邪惡，就是守護日本和自由世界」的石平??在法律意義上，他們放棄了中國國籍，已經是美國人、澳洲人、法國人、日本人，但他們關切的眼光、批判的矛頭從未離開中國。近年來，更有若干逃離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如郭利、陸軍、趙威、王睿、彭婕妤等人，他們肉身翻牆，與中國訣別。如高爾泰所說「用泥汙的肢體，帶著創傷的靈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雖「早就不像人樣」，雖「世路之崎嶇，人心之詭譎」，卻沒有放棄反抗極權中國的偉大事業。

反抗者們從不同的起點開始他們的反抗生涯。

朱承志、馮正虎、楊金德曾經是成功的企業經營者和商人，但在私有產權不受保障的中國（儘管中國憲法中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條文，現實生活中卻從未得到實施），他們的私有財產被枉法蠶食鯨吞，他們因為捍衛自己的財產而鋃鐺入獄、淪為賤民。他們在維護個人權益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必須爭取更為廣泛的人權和自由。朱承志慷慨解囊援助北京訪民、年復一年祭拜林昭墓地；馮正虎在日本機場上演現實版的《幸福航站樓》，讓維權成為行為藝術和國際新聞；楊金德衝冠一怒卻迎來與狼犬同籠的虐待，導致身體殘疾且連累家人??在這個極權帝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必須保衛私有財產，正如英國思想家洛克所說，私有財產設置了道德的邊界底線，侵犯了人類的私有財產，或者把人類的私有財產變為公有，那是破壞了人類的底線道德，使道德處在失範和無序狀態。哪裡沒有私有財產，哪裡私有財產沒有得到保障，那裡的道德就會塌陷。私有財產之所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因為私有財產是人類正義之源也是正義本身。

毒奶粉、毒疫苗、武漢肺炎病毒??近年來中國製造的諸多公共衛生災難，無不源於中共的極權體制。在極權體制下，政府從不解決問題，而是致力於解決那些指出問題並幫助解決問題的人。作為毒奶粉受害孩童的父親，郭利和趙連海都在維權過程中成為囚徒；作為毒疫苗受害者本人，趙雅靜生命垂危卻仍然被捕入獄，其丈夫也被囚；身為「發哨人」的艾芬，面對當局的打壓和網路五毛的攻擊，平淡回應：「我做了一個正常人、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情。」一次災難之後，中共從不反思和改變，然後再重複同樣的悲劇。在此意義上，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國共產黨，如評論人劉歷心所指出的那樣：「一場在民主國家很容易就能解決的問題，在一個資訊壟斷，壓制言論的極權國家就會演變成一場人造災難。瘟疫本身並不可怕，而促進瘟疫迅速蔓延的極權主義傳播模式才是災難的根源。從極權國家的每一場災難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保護作用，這種制度所帶來的政治激勵和經濟激勵都是民眾的籌碼，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這種籌碼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換一個民選政府，而民選政府要想繼續執政就要接受這種監督模式。因而就不會發生切爾諾貝利，大饑荒，豆腐渣工程以及潰壩洪水之類的人道主義災難了。」

還有人邁向更決絕的反抗。在六四屠殺中覺醒的毛國良和吳義龍，經歷了牢獄之災之後，不僅沒有偃旗息鼓，而且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民主化突破的標誌是取消黨禁，由一黨獨裁走向多黨競爭。所以，組黨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但若不去踩踏中共的底線，民主共和永遠是水月鏡花。苟中燦則潛行於暗夜，蒐集和發布中國監獄中最黑暗的那一部分資料—強迫苦役、大規模執行死刑和祕密器官移植。戚洪以新科技的手段，在重慶鬧市區打出反共標語的光幕，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如他自己所說：「真正的中國，不屬於謊言與恐懼，而屬於那些願意說『不』的人。」

有很多抗爭者是夫妻並肩作戰，中國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也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此前寫到的李和平與王峭嶺、本卷中寫到的王全璋和李文足，以及王宇和包龍軍、于世文和陳衛、劉賢斌與陳明先、丁子霖與蔣培坤、王若望與羊子、劉曉波與劉霞、鄒幸彤與野渡、許志永與李翹楚、李卓人與鄧燕娥、袁嘉蔚與馮達浚??他們相濡以沫、不磷不緇，正應了聖經中對愛情的頌讚：「愛情，眾水不能熄滅，洪流不能淹沒；如果有人拿自己家裡所有的財產去換取愛情，就必被藐視。」

「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抗爭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自由與公義。若沒有自由和公義，人就不再是人，而淪為奴隸。大多數中國人身為奴隸而不自知。而抗爭者們意識到奴隸的身分，挺身掙脫奴隸的枷鎖、洗刷奴隸的烙印，並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讓人不自由的外在力量，就是獨裁政權。海耶克在《自由的憲章》裡討論自由的概念時，以「人在人際之間的行為不受恣意的強制力所干預」來作為個人自由的界定。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海耶克認為，作為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它對受管轄下的人行使強制力的唯一依據，就是要防止恣意的強制力；政府在行使公權力去阻止恣意的強制力時，必須以法律規定方式來進行，否則其強制力便等於非法的。以此而論，恣意行使強制力乃至國家暴力的中共，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的存在。言論的自由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思想的自由、新聞出版的自由，在中國仍可望而不可及。為了爭取這些自由，抗爭者們還要付出被禁、被囚、被酷刑的慘痛代價。作為詩人的葉文福堅信「詩人就應當捨身忘命地追求自由」，作為大學教授的鄧相超堅信「真正抗爭吶喊的人，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在爭取權利和兌現良知」，作為雜文家的閔良臣反問「人民為什麼不能顛覆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權？」，作為出版家、出版社總編輯的何林夏平靜地迎接「史書既欲盡燒灰，監獄亦成理想國」的命運，作為詞曲作者的徐琳放歌「我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把自由的歌兒吟唱」，而原本仕途通達的饒文蔚則是「為了說真話，我寧願從政法委書記淪為階下囚」，被封殺的民謠歌手李志用反語告訴歌迷「兄弟喝多了在哭，愛人迷失了太久，這時我總會想起，人民不需要自由」，而因賣書而坐牢的編輯戴學林「賣書不為稻粱謀，只為讀者得真知」，在推特上縱橫馳騁的王荔蕻從高級軍官的女兒變身為國家敵人只因為領悟到了簡單而樸素的真理：「一個人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號，這是保衛公民社會。」

在美國，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國憲法中所保障的最基本自由之一。宗教信仰自由常被稱為「第一自由」，這項自由在美國立國文件中舉足輕重，許多其他各項自由藉此而來。宗教信仰自由—近似「良知自由」—是人類思想和相信的權利，亦是一個人根據其道德良知，為其所篤信的事物作出表達和付諸行動的權利。信念帶動行動，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不能根據信念而行，信仰的自由則形同虛設。然而，在以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共產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屢屢遭到剝奪和打壓。本卷中描述的楊榮麗、黃益梓、王林等牧師、傳道人和基督徒，以及維吾爾人和穆斯林魯珊．阿巴斯、藏人和藏傳佛教信徒朗吉，所遭受的種種殘酷打壓，以及他們在逼迫中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堅守，讓更多人意識到：宗教信仰自由和良知自由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自由是人類尊嚴的基礎，值得人類為之而奮鬥。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和牧師約翰．多恩說過：「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當社會不公義的事發生，而且頻頻發生，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所以，世界各地反對極權中國的人們，應當勇敢地、公開地聯合起來，一心一意，眾志成城，千萬雙手一起出力，埋葬中國共產黨這個空前絕後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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