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自 序 我來寫中國極權主義的「史前史」與「觀念史」

極權「中共」可以跟「中國」一刀兩斷嗎？�哪些中國的觀念秩序對極權主義入主中國起了「接引」作用？�直面慘淡的歷史，正視淋漓的鮮血，是「吳剛伐桂」的第一斧


總 論 極權主義不僅有歐洲版本，更有亞洲版本

— 漢娜．鄂蘭的缺失與謬誤以及對漢娜．鄂蘭的補充與超越


第一節 為什麼「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是極權主義的核心元素？

反猶主義是德國和歐洲的議題，而不是全球議題�極權主義的實踐者，不是傳統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是建立在現代性之上的民族國家�鄂蘭為何替馬克思辯護：難道馬克思不是共產極權主義的老祖宗嗎？


第二節 不能「定義」極權主義，就不能打敗極權主義

納粹不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體制，而是深植於德國文化和民族性的「惡之花」�鄂蘭對德國和蘇聯走向極權主義的起點和終點的判定都錯了�不僅要「理解」極權主義，更要「定義」極權主義�極權主義猶如變異升級的病毒，極權主義批判不能猶如原地停滯的疫苗


第三節 讀不懂中國，極權主義研究就缺了一塊關鍵的拼圖

鄂蘭對中國是否為極權主義持觀望態度，是因為資訊的匱乏，更是因為歐洲中心主義作祟�鄂蘭為何認為「毛澤東並不是一個天生劊子手，避免了史達林的殘忍無道」？


第四節 「新極權主義」和「超極權主義」的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極權主義

在東方的幽暗中，隱藏著的是熊貓，還是惡龍？�極權中國崛起是繼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之後極權主義的第三次全球大擴張�超越鄂蘭，讓「上帝之下的自由」擊敗極權中國「全球治理」的願景


第一章 周制：天下宗法，天子專制

—兼及周文明與希臘文明之比較


第一節 周人在井田中，希臘人在大海上

周是大陸文明和大河文明�井田制：將農民釘死在土地上的「偽公有制」�周人為何對大海、商業和自由充滿疑懼？�希臘人：我們是大海的主宰，我們的財富來自航海和貿易


第二節 周之宗法封建制與希臘之城邦共同體

王國維：周制由「立子立嫡」的宗法制確立�徐復觀：周制是一種「以宗法血統形成政治骨幹的制度」�張光直：「血地一體，家國同構」�「一輪毒日」的「家邦」與「滿天星斗」的「城邦」


第三節 周之君治與希臘之民治

天下：周人及其後代「頂級的政治價值」�天子：因「受命於天」而擁有天下�「國人」參政為何曇花一現？�在希臘世界，共和制的存亡絕續有賴於公民美德�雅典民治的基礎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關係」�周人為君主而戰，希臘人為自由而戰


第四節 軸心時代大變局中韓非與亞里斯多德之對峙

韓非：政治是君王「潛御群臣」�亞里斯多德：政治是追求公義與美善�周作人與顧准：言必稱希臘，是中國去極權化的一劑藥方


第二章 秦漢秩序：皇權之下，編戶齊民

—兼及秦漢文明與羅馬文明之比較


第一節 皇帝：中華專制主義之樞紐

「皇帝」名號的誕生是一個真正的觀念史事件�皇帝是「神王」和「聖王」，是天人之中介�家天下：劉邦因而感嘆「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皇權的「穹廬」式運作是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總根源�「非君」與「無君」：黃宗羲、唐甄、徐復觀對專制皇權的批判


第二節 哪裡的皇帝「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秦漢的皇帝與羅馬的皇帝不是同一種皇帝

秦漢帝國「父有天下，傳歸於子」，羅馬帝國「領養制度選出最好的人來當皇帝」�中國皇帝在法律之上，羅馬皇帝在法律之下


第三節 「農戰」模式與早期軍國主義的形成

「農戰」：農民是如何變成士兵的？�全民皆兵：「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以軍國主義打造軍事動員型社會：「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


第四節 郡縣制與編戶齊民

郡縣立、封建亡：「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清點每一個人：從「料民」到「算民」�皇帝垂直治理天下百姓：編戶齊民，猶群羊聚豬�你願意做秦人喜，還是羅馬人保羅？


第三章 儒學：奴隸教科書和奴才養成術


第一節 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孫：誰有資格吃冷豬肉？

孔子的聖王化：從喪家之犬到萬世師表�「中國教皇」康有為：以儒為教，鬧劇一場�「大同」就是中國式的共產極權主義：毛澤東為何熟讀《大同書》？


第二節 漢儒：名為獨尊，實則為奴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王道學的唯一闡釋體系�「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天」能制約「君」嗎？�《白虎通義》：三綱五常造成兩千年之慘禍烈毒


第三節 科舉：國家對人才和思想觀念的雙重壟斷

四書五經：儒學由「子」而「經」，儒生「皓首窮經」�「科舉興，門閥消」：沒有貴族，就有平等？�「科舉之害，甚於焚書」：科舉消滅了獨立的知識階層，也消滅了自治的社會�儒生由「士」而「官」，官僚帝國由此誕生


第四節 宋明理學：「以理殺人」與「以理吃人」

朱熹與王陽明：泛道德化的「存天理、滅人欲」�儒家「厭女症」：從強迫女性纏足到殘殺女嬰�儒共本一家：新儒家以儒家思想反共，猶如抱薪救火


第四章 「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邪教

—大一統之批判


第一節 「中國」和「中華民族」：從「造詞運動」到「造神運動」

以龍為圖騰：「中國」不是一種高級文明，而是一道枷鎖�作為一種執念的「中國」：沒有邊界，唯我獨尊�梁啟超：無中生有的「中華民族」比「漢族」更虛無縹緲


第二節 「歐洲分治所以興，中國一統所以弱」

大一統：令中國人血脈賁張的政治宗教�大國寡民：「廣土眾民而大一統者，專制國之真相也」�中國人為何缺乏自治能力：「分裂」方有自治


第三節 「華夏」內外皆殺戮：中國人自古就不熱愛和平

大屠殺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為了天下一統，中國人彼此相殺、相食�中國人從未停止侵略擴張：自命禮儀之邦，卻是人間地獄


第四節 以讖緯巫蠱建國，亦以讖緯巫蠱治國

讖緯：中國人的政治哲學從未超越《推背圖》�巫蠱：從淫邪之術到特務政治�在迷信的世界裡，暴君與愚民互相激盪，從集權邁向極權一步之遙


第五章 統制經濟，泥足巨人


第一節 中國為何從未有過自由市場經濟？

無私有產權：「天下為公」是獨裁者的遮羞布�無自治城市：中國有「城」無「市」，沒有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空間�無民間組織：被皇帝直轄的中國人無法依託「小共同體」維權


第二節 改制與變法：走向國家統制經濟的奴役之路

「鹽鐵論」：「利出一孔」就是國家掌控所有經濟活動�王莽改制：「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王安石變法：「摧抑兼併、均濟貧乏」是極權主義者最喜歡的口號�張居正變法：一條鞭法狠狠打下去，無代表亦要納稅


第三節 資本主義還沒有萌芽就枯萎了

因為朝廷令人窒息的管控，宋帝國沒有邁進「前近代」的門檻�胡雪嚴的悲劇與余英時的答案：「專制官僚系統有如天羅地網，豈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明帝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教科書為何悄然改口？


第四節 天朝大國，真的無所不有？

朝貢與理藩：持續兩千年自我欺騙的「大撒幣」�買櫝還珠的「洋務」：為什麼師夷長技卻不能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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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來寫中國極權主義的「史前史」與「觀念史」


極權「中共」可以跟「中國」一刀兩斷嗎？

中共政權是極權主義在地球上最後、最頑固的堡壘，其持續時間之長、統治人口之眾、控制疆域之廣、屠戮民眾之多、斂聚資源之巨、維穩手段之繁、危害全球之劇，讓納粹德國和共產蘇俄亦望塵莫及。然而，對照之下，世人對中國極權主義的瞭解和研究之少，尤其讓人不可思議。


很多直接受到中共政權威脅和危害的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共政權本質的判斷皆錯得離譜。從小羅斯福到歐巴馬的每一屆美國總統都被中共騙得團團轉，他們果真是列寧所說的將絞索賣給共產黨人的資產階級。台灣總統賴清德在一篇公開文告中，居然以「威權」定義中共政權，以為中共與台灣經歷過的國民黨威權統治相差無幾—殊不知，威權與極權，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即便有人意識到中共的本質是極權，但又認為，中共是外來「黃俄」，中共不等同於中國，中共不代表中國。那部分「好的中國」，尤其是「文化中國」，可以跟中共一刀兩斷。換言之，只要將從蘇俄輸入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驅逐出去，中國就能鳳凰涅槃，恢復漢唐盛世、泱泱華夏。我絕對不認同此種觀點。中國的觀念秩序、國民性及制度基因是共產極權主義在這片土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溫床，烈火當然離不開乾柴。中國並非共產極權主義全然無辜的受害者—1920 年代以來，中國人何其急迫為遊蕩在歐洲的共產極權主義幽靈「叫魂」，祈求其東來附體，由此煉成金剛不壞神功；1949 年之後，中共比蘇俄更熱衷於向全球「輸出革命」，毛主義全球開花，北韓、越南、柬埔寨等若干亞非拉國家皆深受其害；1991 年，蘇聯解體，蘇共失去政權，中共遂成為全球極權陣營和獨裁國家的老大哥、「邪惡軸心」之頂梁柱。


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勞思光即發現：「中共在基本理論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信徒，但技術上則頗能利用中國特有的歷史社會因素，而助成其發展。」他進而指出：「中共不能看作西方文化的產物，也不能看作中國文化的產物。共產主義運動原是反西方文化傳統的。它落在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仍保有這個特性，不過加上了一些技術性因素，多了一些可利用的條件。中共今日對一切傳統文化，都擇其可用者當作工具加以運用，亦等於它對民族情緒及社會病態之運用。」


另一方面，對儒家傳統頗有「同情的理解」的勞思光，又刻意迴避中國傳統的觀念秩序尤其是儒家與共產主義之契合性，只是譴責法家對此負有重大責任：「毛澤東所真正繼承的只是列寧的權力政治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屬於這一類型的思想，只有戰國末年的法家。如果一定要在中國歷史上找接近中共思想的學派，則只能說中共可算現代的法家，而絕不能說中共與儒家思想有甚麼正面關係。」此結論站不住腳。哪一個帝王不是王道（儒家）與霸道（法家）兼收並蓄？儒法本互補，所謂「儒皮法骨」，法家若是罪魁禍首，儒家豈能置身事外？


1958 年，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共產主義思想之來源，根本不是中國的。??此共產主義之思想，乃由住在租界中的亭子間的知識分子，因深感此侵略壓迫之存在，而後介紹至中國的。這種思想之介紹至中國，並非由中國民族文化思想中所直接發展而出，而只是由於中國民族與其文化，因受侵略壓迫，不能一直發展，然後才由外輸入的。」此種說法無法解釋此一事實：為何極少數「住在租界亭子間的知識分子」的文宣，能夠迅速迷惑和鼓動成千上萬工農大眾為其烏托邦許諾拋頭顱、灑熱血？


余英時晚年在回憶錄中對儒家觀念與共產極權主義的關係做了迄今為止最為深刻的梳理：「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他使用「接引」一詞，所謂「接引」，如同插座與插頭的契合，一旦插入，立即通電，進而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余英時直言，新儒家宣言起草人不敢面對的事實是—儒家的基本觀念與共產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同構」的：


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另一個影響極大的儒家價值觀，是關於「公」與「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私」是惡，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這才是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共產黨至今仍然牢牢掌權並得到大多數中國人支持（至少默認）的深層原因。「接引論」否定了從新儒家到法輪功的反共方式：以中國傳統文化和觀念秩序反共，其結果如同火上澆油、揚湯止沸，適得其反。高島俊男的看法與余英時英雄所見略同：「中國本身是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特質的。那是因為出於對『經典』的需要。」在過去兩千年，四書五經是儒家及所有中國人的「經典」。但20 世紀以後，科舉取消、帝制終結、儒家喪失權威，中國人心中一片空白。填補這一空白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儒家表面上被否定，但它留給中國人的從記載著真理的書籍當中尋找依據的習性卻還在，於是，馬克思主義成了新的「經典」，它是全面的，即跨越各種學問、各個方面，或者在應用上已見成效；它又是絕對正確的，「共產黨利用了這一習性，但同時，中國人也有被利用的特質」。


哪些中國的觀念秩序對極權主義入主中國起了「接引」作用？

顯然，中國極權主義有其「史前史」，亦有其「觀念史」。要拆解中共政權，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昔日從蘇俄「拿來」的極權主義「送走」，以後就可萬事大吉、歲月靜好。要打贏這一仗，就不能不直面中國內生性的、契合極權主義的觀念秩序。我在《大光》三部曲中即已指出，觀念秩序這個最早被亞里斯多德使用的概念，意指一個社區、國家的信仰傳統與公共精神。此後，馬基雅維和托克維爾等人也都在不同的面向上闡發了這個概念。


20 世紀政治觀念史寫作的集大成者為沃格林（Evic Voegelin），其洋洋大觀的《政治觀念史稿》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巨著。沃格林的基本觀點是，政治觀念必須在人類探索政治秩序的框架中理解：「在世界的創立過程中，建立一個政府是重要的一頁。從互相衝突的人類欲望之浩瀚的無序之中興起一個小的秩序世界，以便為在內外破壞力量壓力下的不穩定生活指引方向，並通過最終用暴力壓制內部違法者與外部侵略者的方式來維持這種秩序。不過，使用暴力僅僅是創建並維持政治秩序的最終手段，而非最終理由：秩序本身的功能是創造一個庇護所（shelter），人可以藉此賦予自己的生命某種形式的意義。」沃格林認為，每一歷史時期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其深層原因都在於特定的歷史時期流行的政治觀念。他在書中對西方現代性危機起源及其病狀作出了診斷（其中最重要的症候就是極權主義興起），並提供了克服現代性危機的藥方。


人們喜歡談論漢娜．鄂蘭，而不喜歡談論沃格林，自有其原因（原因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研究對中共政權輕描淡寫且漏洞百出，美國第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使用「韌性威權」這一錯得離譜的概念形容作為「進化的獨裁」的中共政權，諸多中國流亡異議分子將當下中國的「大倒退」歸咎於習近平一人的狼子野心??面對種種亂象，我產生了挺身而出、以筆為旗、補偏救弊的雄心壯志—研究「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現狀」，已然刻不容緩。


中國極權主義有兩大來源，一是本土思想觀念，二是外來思想觀念。就前者而言，中國本土原生的觀念秩序是中國現代極權主義的前世與先導。換言之，中國人選擇共產極權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受20 世紀前半葉國際環境的影響（蘇俄的大力輸出和美國及西方的旁觀），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內在的觀念秩序—觀念秩序的形成，又是地理環境、生產方式、社會結構、文化信仰、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等合力的結果。


我對中國極權主義的研究，始於對漢娜．鄂蘭謬誤的批判、對其缺失的彌補，以及對其語焉不詳、欲說還休處的超越，是為本書之總論—這是華語世界迄今可見對鄂蘭最尖銳和最全面的質疑與否定。本書開始之處，即為鄂蘭止步之處。毫無疑問，自己的極權主義，需要自己來處理。


本書主體部分為極權主義的「史前史」和「觀念史」，從研究中國極權主義本土起源的角度，重敘中國史。故而，不用中國歷史書寫常用的傳記體和記事本末體，不拘泥於一人一事乃至一朝一代的興衰，而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史中抽出「筋骨」與「神魂」來做出解析。本書以五個章節探討五個「接引」極權主義的、中國自身特有的觀念秩序：周之宗法制、中央集權的秦漢秩序、自願為奴的儒家思想、大一統觀及國家統制經濟模式。


第一章討論「天下宗法，天子專制」的周制，兼及周文明與希臘文明之比較。中國極權主義不是始於1949 年（中共建政），也不是始於1921 年（中共建黨），亦非1917 年（北方熊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而是始於周。王國維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周以井田制奠定農耕文明和大陸文明的底色，周之封建制的核心是宗法血統及「家國合一、宗子維城」、「綱紀天下、天子專制」。軸心時代大變局中的韓非與亞里斯多德對政治截然不同的理解，昭示了東西方此後兩千多年發展路徑之南轅北轍。


第二章討論「皇權之下，編戶齊民」的秦漢秩序，兼及秦漢文明與羅馬文明之比較。秦漢帝國模式有三大支柱：其一，「皇帝」這個怪物誕生，乃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史事件，從秦始皇到習近平，兩千多年皇權從未在中國缺位（毛、習等雖無皇帝之名，但實權比皇帝有過之而不及）。其二，「農戰」體制，全民皆兵，早熟的軍國主義使統治者與基層民眾皆有永無止境的開疆拓土野心，中國疆域在兩千年間增加數倍即為此野心的結果。其三，郡縣制與編戶齊民，使政府「清點每一個人」，中國人淪為群羊聚豬，面對暴政，唯有引頸就戮。王飛凌指出，極權主義不僅僅是20 世紀才有的狂熱激進現象，西元前3 世紀後期統一中華世界、建立中華秩序的秦（以及繼承其衣缽的漢）帝國，符合極權主義政體的定義。對內而言，「它的統治者是一個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世襲專制暴君，通過強大的國家機器建立終極權威，試圖直接控制公共領域和個人生活裡的任何事」；對外而言，「一個秦漢式的世界帝國統治者，必須以巨大的代價不斷擴張，以求征服其未能控制的外部世界，或者將外部世界遠遠隔離開，或者乾脆假裝外部世界不重要甚至不存在」。


第三章討論作為「奴隸教科書和奴才養成術」的儒家和儒學。孔子聖王化的歷程，就是儒家官學化的歷程。儒法互補的意識形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由董仲舒的建議和漢武帝的採納，成為歷朝歷代的「國教」。儒家以科舉取代選舉，既消弭了封建貴族殘存的勢力，又打造出一個可由皇帝如臂使指的官僚政府。士大夫不是與皇帝共治天下，而是幫皇帝治天下。四書五經、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成為重重羅網，讓人艱於呼吸視聽乃至身體與精神殘缺。從漢儒到宋儒、到明清之儒再到近代「最後一個儒家」康有為，儒家學術尤其是政治哲學不斷推陳出新，卻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直至墜入「存天理滅人欲」、「自願為奴並教人為奴」之深淵。


第四章討論「大一統」觀念的形成與固化。在周開始孕育，在秦漢帝國成形，在唐宋帝國定格，在明清帝國熟透的「大一統」觀念，是中國人刻骨銘心的一種「元觀念」。中國人從來都不熱愛和平，大屠殺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為了統一天下而殺人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果說中國人真有一種信仰，那麼其信仰對象便是如同邪教一般的「中國」。在當代中國，馬列主義如油浮在水面，「大一統」觀念則如鹽融入水中。中國人一聽到統一便如同打了雞血般亢奮，一聽到分裂便怒髮衝冠、咬牙切齒。「驅除馬列」並不足以讓中國走向民主，還必須驅除更難以驅除的「大一統」觀念，唯有如此，這片被詛咒的土地和這群被奴化的民眾才有可能得以潔淨並獲得重生。


第五章討論「統制經濟，泥足巨人」的中國為何從未有過自由市場經濟。中國自古就是「三無之國」—無私有產權、無自治城市、無民間組織。因此，資本主義尚未萌芽就枯萎了。每一次由高級儒生主導的所謂改制或變法，通往的都是加劇國家統制經濟的奴役之路。中國人不會有「無代表，不納稅」的覺悟，對政府的「利出一孔」逆來順受；中國人沉浸在天下朝貢體系之中，至今仍不接受西伐利亞體系下國際貿易的觀念。一旦全球化成為「中國化」，全球化就宣告死掉了。


直面慘淡的歷史，正視淋漓的鮮血，是「吳剛伐桂」的第一斧

在論述以上五大觀念的過程中，我不斷地與古人孔丘、韓非、嬴政、劉徹、董仲舒、亞里斯多德對話，不斷地與近代人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伯克、洛克、亞當．史密斯、韋伯、福澤諭吉對話，不斷地與當代人徐復觀、蕭公權、顧准、余英時、劉澤華、杜正勝、漢娜．鄂蘭、沃格林、內藤湖南對話，在對話與爭辯中，真相與真理呼之欲出。


本書的結論是：對於中國來說，極權主義既是外來的，又是本土的。中國具備了極權主義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本土起源要素：農耕生活形成的大一統、一元化、封閉式的心理結構；三千年千淘萬漉打造的中央集權、皇權專制的政治結構；外儒內法、順從權威和集體的文化結構；否定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統制型經濟結構。


此四者之加持，使得共產極權主義思想於20 世紀初傳入中國後，如虎添翼，摧枯拉朽，勢不可擋：1921 年，中共建黨時僅區區數十黨徒，是一個蘇俄豢養的、龜縮在租界亭子間的邊緣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黨」。在短短二十八年後，中共擁有數百萬如狼似虎的黨員及軍隊，國民黨政權在其談笑間灰飛煙滅。隨即，中共徹底清除所有清末以來傳入中國的各種非共產極權主義的西方思想觀念—其他所有西方思想觀念都未能在中國扎根，在中共打擊下毫無還手之力。1949 年之後，中共的執政無論釀成怎樣的慘禍，其政權依然不曾變色。如今，中共已擁有上億黨員，成為一個世紀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黨，且與中國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共生」關係。


必須承認，反共之難，難於上青天。指出中國極權主義有根深蒂固的本土起源的事實，不是用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的說法為中共的惡行辯護，也不是打擊反共陣營的士氣。西人有西西弗的神話，中國則有吳剛伐桂的故事。中共如月亮上那棵具有某種魔性的桂樹，吳剛伐桂，可謂殫精竭慮，但每砍一刀，樹就立刻痊癒如初。「醉倒劉伶言好酒，吳剛伐木哭成呆。」難道吳剛伐桂，比西西弗推石頭上山還要艱難嗎？反共無疑是世上最艱難的事業，但與吳剛伐桂的絕望不同，反共是一件百分之百有成功願景的事業。前人反共失敗，不是前人不夠努力，而是方法不得當。既然毒樹能迅速痊癒，就不該僅僅對樹幹揮斧，而當矚目於樹根；不僅要挖掘樹根，更要研究土壤的構成—小小的毒樹苗能長成參天大樹，說明其生長的土壤本身就有毒，且源源不斷向毒樹苗提供毒素。因此，在奮力斬斷毒樹根系同時，還要致力於改造有毒的土壤—也就是洞悉中國極權主義的諸多本土起源，從最根基處改變它。


極權中國必然與美國和西方有一場生死決戰，那將是一場托爾金在《魔戒》中描述的光明與黑暗的大戰。沒有人能無視或迴避這場規模超過一戰、二戰和冷戰的「終局之戰」。有人在街頭作戰，有人在法庭上作戰，有人在監獄中作戰，有人在網路上作戰，也有人在故紙堆中作戰—於我而言，在這場米塞斯意義上的思想觀念的戰鬥中，以超越鄂蘭的雄心，研究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現狀，梳理中國極權主義的「史前史」和「觀念史」，就是值得付出一生的偉大事業。


與中共鬥爭、終結中共政權，需要像醫生那樣對症下藥、需要像醫生那樣精準地切除癌症腫瘤。找出中國極權主義的內外來源，繼而辨析鄂蘭所謂的「結晶」方式，找到對其釜底抽薪的方法，這就是一套現代「屠龍術」。這是當代政治哲學領域的巨大空白和重大課題，這更來自上主的、不可推卸的「呼召」。《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現狀》三部曲將是我繼《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國族興衰》三部曲之後，又一更為宏大、更為艱巨的研究與寫作課題。而我的批判性思考和寫作方式是：追隨沃格林的思路，亦如韓國漢學家張鉉根所說的那樣「超越思想史，邁向觀念史」。


本卷《中國極權主義的本土來源》是「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與現狀三部曲」之第一卷。余英時在去世前幾年，完成了半部回憶錄，將「接引論」作為一種初步思路提出來，卻沒有時間將此一重大主題鋪陳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作為深受其恩澤的後輩，我對余先生最誠摯的紀念，就是竭盡全力繼續他未能完成的此一主題。本書所做的僅僅是一種謙卑而堅韌的嘗試，願啟拋磚引玉之風，引更多同道一同「吳剛伐桂」。極權毒樹終將倒下，我們將載歌載舞加以慶祝，如經上所說，「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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