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以後殖民視角重新評估馬偕的傳教及附隨的啟蒙教育事業,並且批判地檢視了馬偕博物學收藏的知識�權力叢結。Walter Benjamin 宣稱,沒有任何文明記錄不同時也是野蠻行徑的記載(1969:256)。啟蒙理性與進步揚升的燦爛光照,往往同時將傳統感性視為落後而壟罩於陰鬱暗影。當然,文明與野蠻總是相互界定、同生共存。不過,臺灣早期原住民、漢人與西洋傳教士的相遇,或許不是文明與野蠻的單純對照,而是多種不同文明心態的交錯,卻在局勢偏袒一方的失衡下,使他方淪入自我懷疑。
最後,我提出「文化的基礎設施化」(the infrastructuring of culture),作為地域生活持續積澱且不斷轉生的指引。這裡的文化基礎設施不只是藝文設施,更不是旗艦型藝文館舍,因而並非吾人熟知的「文化建設」概念。猶如交通、供水、電力、能源、通信等當代必需品的輸送管線配置,基礎設施乃支持著社會生活網絡順利運作的實質部署。如果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體現於環境紋理、社會關係及日常行動中,並且纏結成網,那麼,文化也可說有其基礎設施。進一步言,文化也最好是構成基礎設施,方能與催動社會變遷的其他力量抗衡,像是以安全、效率、進步、利潤之名而闢建的道路及橋梁基礎設施。道路必須是文化基礎設施的一環,而非其破壞者。
一度流行的「生態博物館」或是「生活環境博物館」在臺北縣找到了積極的意義。蘇貞昌縣長看到臺北縣都市範圍中的文化差異,一個文化局是無法回應這多樣的在地文化經驗的推動,於是提出「地方博物館」的文化治理行動策略,潘文忠局長積極透過行政操作,找到支持「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法令依據,創立了一個涵括三十個文化資產的古蹟博物館,最早一度名為「Historical Site Museum」,堪稱轉型的都市治理經驗中重要的「創意行政」個案,到目前為止,許多更有條件的城市也沒能夠創生這樣的經營機制,以回應都市歷史園區的積極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