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顛倒的民國：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自序

讀什麼樣的歷史，成為什麼樣的人

　　香港評論家陶傑在〈歷史，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分析：「在『歷史』（History）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間，有時已經有點白馬非馬（按：中國戰國時期被提出的辯論問題，最著名的論據是由公孫龍提出，他辯解『馬』是指形狀，『白』是指顏色，顏色不等於形狀，所以白馬不等於馬）的意思；『歷史』與『歷史教科書』（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為馬的戰場。」

　　自由或專制，端看國家要你讀哪種歷史教科書

　　教科書是出版社指定某些人寫出來的。教科書是賺大錢的生意，有利益傾向，而一個政府的教育部，可以指定學校使用某教育出版社的產品。譬如香港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指定香港的名校，一定要使用立場親英的「齡記」、「人人」兩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而立場親中的左派學校，一定使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所以這兩家出版社的教科書一講到太平天國、義和團，評價就不一樣了（例如，左派評論義和團是愛國運動；而親英派的評論則為排外運動）。

　　陶傑認為，英國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如此，中國人的「歷史學」，也一樣不可靠，因為最早的孔子編春秋，令「亂臣賊子懼」。講歷史，只要說事實即可，為何強調要令亂臣賊子感到害怕？誰來定義何人為亂臣賊子？很明顯，是由孔子來定義。孔子編春秋，不是述史之簡單，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見。孔子為權力服務，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是亂臣賊子。

　　支持陶傑文章論點的最好論據，是《關鍵評論網》（香港）記者陳娉婷寫的一篇題為〈90後的政治青春〉的採訪報導。該記者成功訪問到一名二十多歲的社區幹事、香港建制派（親中派）政黨民建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新人劉鎮海（Corey）。

　　劉鎮海來自中港矛盾最深的地區──上水，他的「師父」是北區區議員蘇西智。劉鎮海的核心觀點是「我是愛國分子，不容民主凌駕民生」、「我是愛國的，我對國家的感情、民族觀念比較重」。他說，他對港人以及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皆是十分滿分。

　　記者問劉鎮海的出身，才知道他的家族從祖父一輩已在香港土生土長，親戚與內地不常聯繫，記者便好奇問他，從小就這麼愛國嗎？劉鎮海連忙點頭回答：「是從讀中史開始。」又嘆道：「好可惜，現在中史不是必修科。」

　　他理直氣壯的說：「你以為逼你唱國歌就愛國、仰望國旗就愛國？讀中史是必要的，了解國家的興衰，知道為何中國今日變成如此，你自然而然就對國家有感情……這一刻共產黨一定要撐住，中國才會繁榮。」

　　對於劉鎮海這個有趣的「愛國標本」，香港評論家盧斯達在〈「懷抱天下」的中國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一文中評論：「學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實很誤導人。因為大多數人以為『歷史』二字記載了『事實』，但其實不是。大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換言之，讀者（學生）以為自己真心誠意的追求真理，殊不知自己正不知不覺的被洗腦和奴化。

　　劉鎮海讀的歷史，當然是共產黨救國救民、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禍國殃民、六四屠城的歷史。這樣的歷史讀多了、讀久了，當然就成為愛國愛黨（在香港不能直接加入共產黨，只能加入共產黨的「兒子黨」民建聯）的「乖孩子」。

　　在此意義上，歷史書寫是一場攸關生死的靈魂爭奪戰。你的靈魂屬於上帝，還是屬於撒旦；你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奴隸，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書（包括歷史教科書）。所以，當我逃離中國、到了自由世界後，立即拿起筆來寫中國歷史，就好像柏楊一離開火燒島（按：柏楊是歷史評論家，火燒島指過去囚禁政治犯的綠島）就動筆翻譯《資治通鑑》、撰寫《中國人史綱》。我深知，拯救身處「文化集中營」的華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勤練武功，讓自己變成蝙蝠俠、鋼鐵人那樣的超級英雄，而是寫出具有顛覆性的歷史書。

　　中國是歷史大國，歷史科目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僅次於儒家經典。但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書寫秉承文以載道，文史哲不分，歷史為道德倫理服務、為統治者服務（所謂「資治通鑑」），它的終極目標是分辨善惡（按儒家標準確立的善惡，而不是真正的正義），真實更在其次。

　　因此，盧斯達感嘆的說：「這種由家到國，由個人修養到大帝國的構造、『關懷天下』的道德化歷史觀，形成完整的儒教王權的宗教。在這一套價值體系中，『大一統』是不證自明、不能反駁的最高真理。

　　「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對自身文化的無條件高舉、無條件自信，那是一頭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來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當自衛、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國家的大罪人。」

　　在「成王敗寇」和「大一統」的歷史上打洞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近現代史書，雖然冠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馬列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等，新式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但其本質上仍然是在修建一面成王敗寇、大一統、天下帝國的高牆。

　　比如，海峽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孫文（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義與邪惡、主人與叛徒的二元對立，我從小就對這一套敘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證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歷史的真相原來是顛倒過來的：孫文才是剛愎自用、詭計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獨裁者，他驅使軍隊製造西關慘案，遭到廣州民眾唾棄；反之，陳炯明信奉民主法治、為官清正廉明、實踐地方自治、深受廣東人愛戴，根本不是「陳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論及中國政治和歷史，胡適大部分時候都是清醒者，這種清醒卻讓他幾乎每次都成為少數派。孫陳決裂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本週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他對孫文從來不給予好評。

　　這番議論自然引來一片喝斥之聲，國民黨左派的《民國日報》，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和〈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發動廣州事變是叛道、悖主、犯上。

　　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規則。他看到以上論述，自然莫名驚詫。他立即反駁道，國民黨的立論「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而陳炯明的行動「是一種革命」。他辯解：「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舊道德的死屍，作為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這也是我闡釋歷史資料和事實的基本立場：人的獨立、自由和尊嚴，是歷史應當關注和弘揚的首要目標，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是為個人存在，而不是相反。以此衡量，窮兵黷武的統一是一種負面價值，和平競爭的分裂是一種正面價值。

　　中國近現代史最大的悲劇，是未能像土耳其那樣，正面迎接多民族的鄂圖曼帝國的解體，並轉型為小而美的現代民族國家。清帝遜位後，無論是北京的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以及以後的共產黨政權，都以維持清帝國的疆土為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結果作繭自縛、窮於應付，陷入永遠的危機中。

　　不是漢族的成功史，而是少數族群的血淚史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接觸翻譯為日文的西方史學著作，這才恍然大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按：互相砍殺的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

　　我要顛覆的，正是這種「帝王將相的家譜」，歷史應為凡夫俗子的悲歡離合留下生命痕跡。在太平天國動亂中，兩軍彼此廝殺，造成上億人口損失。共產黨的歷史書將洪秀全描述為農民起義的英雄，因為毛澤東崇拜「砸破舊世界」的洪秀全；國民黨的歷史書則將曾國藩描述成捍衛傳統的中流砥柱，因為蔣介石尊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的曾國藩。

　　然而，歷史的真相是，無論洪秀全或曾國藩，都是不亞於希特勒的大屠殺策劃者和實施者。中國的官方歷史書，不會花費一個字記載，死於他們之手的上億無辜者的悲劇。

　　在中文世界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歷史讀物中，讀者同樣很難讀到，一代代「低端人口」像被螞蟻一樣掃除的歷史。不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鐵石心腸，從來不顧民眾死活：

　　在光緒3年的「丁戊奇荒」中，天災加上人禍，使中國北方數省損失了1,300萬人，「人吃人」成為常態；在中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和唐生智（按：1935年受銜陸軍一級上將，詳見本書第24章）自欺欺人的宣稱當局有能力守住南京，不採取任何撤退計畫，致使數十萬潰兵和市民無處可逃，而守在長江對岸的友軍未接到撤退命令，居然向逃難同胞開槍，自相殘殺，死者數萬人。

　　中國人殺死的中國人，未必少於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日軍還沒有打過來，蔣介石就悍然命令工兵掘開花園口黃河大堤、張治中就匆匆下令長沙焚城（詳見第23章），造成數十萬平民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掌權者的殘酷暴虐，比古羅馬暴君尼祿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要求日本為侵華戰爭道歉，卻從來不敢誠實面對自身的幽暗歷史──中國政府每天都在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發動內戰，二二八是大屠殺，六四同樣是大屠殺。

　　中國的近現代史，被書寫成受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以「華人與狗」並列來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國力最孱弱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放棄推動帝國擴張的夢想。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軍將領左宗棠寧願向西方銀行借高利貸，也要完成媲美衛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屠殺數百萬計的回民、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在被神聖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殺數十萬滿人的歷史被遮蔽了；北洋時代，皖系將領徐樹錚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內附」，並殺戮不服從者的歷史，更被「愛國賊」津津樂道為「維護祖國統一」。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認為，大清國勢由盛而衰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越來越僵化；第三，歸根究柢，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

　　大清如此，中華民國也是如此，表面上從帝制轉型成為共和制，卻不願縮小為現代民族國家，非要繼承大清遺產，標榜「五族共和」，卻難以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廣大疆域，難以使不同族群民眾同質化並且認同一個國家。「這種棘手的問題，也許至今還仍然棘手。」

　　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旗號下，一切殺戮都可以被原諒、被縱容。晚年梁啟超為當初創造出中國和中華民族等概念、將魔鬼從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來而深感懊悔，可惜他再也沒有能力將魔鬼抓回來、關進去了。他欠下的債，卻要由子孫幾代人來償還，梁氏家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文革時）家破人亡、無人倖免。

　　中國近代史必須推倒重寫

　　馬克思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傳入中國後，「反帝」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獨裁者和野心家對民眾實施集體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號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遺忘。二二八屠殺變成清除居心叵測的「皇民」的正義行動，六四屠殺變成消滅「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走狗的必要措施。

　　我們的腦袋和心靈充滿豆渣和雜草，像是武俠小說中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的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卻又自願去充當加害者。我們真的以為鴉片戰爭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場「自由貿易」的戰爭，自由貿易、法治、人權的觀念，是英國透過戰爭的手段強迫清帝國接受，受益者是清帝國的普通民眾；我們真的以為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而不知道武昌起義跟孫文毫無關係，南京臨時政府並不具備當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的合法性──相反的，袁世凱才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父，其推動現代化的功勛讓孫文望塵莫及；我們真的以為蔣介石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本領，卻不知道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指揮蔣介石的蘇俄名將加倫將軍（Vasily Blyukher，布柳赫爾元帥）等人打贏的；我們真的以為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逃到臺灣，卻不知道是蘇聯的東亞戰略騙過和勝過美國，左傾的羅斯福輕信史達林，放任東歐和中國成為蘇聯的「盤中餐」。

　　如果我們了解了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就不會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說法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當左宗棠的軍隊在所謂的「新疆」（中國新占領並打造的「奴隸集中營」）大肆殺戮時，是俄國駐伊犁使館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俄國只是一個處於西方邊緣的「半西化」國家，還殘留很多蠻族習性，但看不下去清帝國更野蠻的屠殺。

　　在清末以來無休止的內亂中，最聰明的中國人都選擇住在租界，包括政客孫文和周恩來、知識分子魯迅和鄒韜奮，口頭上最愛國，身體偏偏愛租界。當初選擇住進租界的中國人，跟現今移民西方國家的中國人一樣，都是用腳投票（Foot voting，經由人民的遷移過程，顯示出各地公共預算的偏好，達成公共財的最適當配置），這訴諸於趨利避害之本能，無可厚非。

　　所以，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抱有好感的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周作人，都不是「漢奸」，不應該落得千夫所指的下場。若他們身在日本，就是帶領日本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英雄。

　　因此，所謂「擁抱殖民」，簡單的說，就是讓中國融入普世價值和條約體系，進而像日本那樣成為西方世界、文明國家之一員──這個過程，中國至今尚未完成；曾被荷蘭和日本先後殖民近百年的臺灣完成了一半；被英國殖民百年的香港同樣完成了一半，卻又被中國拖回那片鱷魚潭之中。

　　如果你從小讀國民黨、共產黨、左派製作的歷史書，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會成為被吆屍人驅趕的僵屍。中國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寫過一本關於吆屍人的小說，那是關於中國這個「必須分裂的帝國」的隱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書就如同「蠱」，中了蠱的人會變成喪屍，喪屍咬到活人，活人立即變成下一具喪屍，如此這般，喪屍數量呈等比數列擴散。

　　吆屍人趕著千萬具喪屍出征，屍海戰術，無往不勝：屠殺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義和團、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幫助共產黨運糧食和彈藥的農民，和在朝鮮戰爭戰場上身穿薄衣的衝鋒解放軍士兵、在文革中揮舞毛澤東紅寶書並打人和抄家的紅衛兵、以及現今出征蔡英文臉書的「帝吧」小粉紅（按：現今網路上傾向民族主義的中國青年），還有遍及世界各地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你願意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

　　中國的近現代史需要推倒重寫。對我來說，重寫中國近現代史，與其說是要實現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不如說是要努力普及高中生應當知道的常識：無須反帝，擁抱殖民，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才是中國這個東亞大陸文明和秩序的窪地，其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想要「因真相，得自由」，不妨翻開這本書。你不必同意書中每一個章節、每一個觀點，但我盼望作為讀者的你，由此開啟一趟通往自由的旅途──一路上，有暴風驟雨，也有風和日麗；有枯樹昏鴉，也有小橋流水；有「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更有「莫愁前路無知己，相逢盡是自由人」。

推薦序一

開放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空間

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2019年是值得重新檢視歷史的一年，如果我們往前回顧歷史，100年前剛好是中國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乃因巴黎和會而起。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傷人數相當龐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希望每個民族都有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力。

　　百年來，不管是中國或臺灣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局，在現代化的過程裡，兩者走向不同的道路，而往前回顧歷史是定位現在最好的方式。雖然2019年是值得重新檢視歷史的一年，但東亞各國間因為對近代史的糾結，還有各式各樣複雜的因素，讓我們檢視歷史時，充滿了疑團和禁忌。

　　在兩岸的教科書中，都將1840年的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由於滿清政府無法處理當時的國際局勢，強權侵逼、內部腐敗、維新不力，導致後來1912年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多次政權替換，如果再加上滿洲國和北洋軍閥等政權，我們可以知道這段時間歷史的複雜度，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百年以來的歷史由於政權的更迭，加上意識形態的綑綁，還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壟罩在歷史論述中，使得1840至1949這段百年史更加複雜。清末以來，受到西方的影響，民族國家成為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知識分子開始重寫民族國家觀點下的中國史，梁啟超是第一個用啟蒙的歷史敘述寫中國歷史的人，他以西方從中世紀獲得解放的歷史為樣板，複製出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三個歷史時期，這種三段式的劃分法廣為中國的史學家接受。

　　知名的美籍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嘗試要將歷史從民族國家中解救出來，原因就是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使得歷史書寫成為民族主義的傀儡。在梁啟超的歷史敘述中，可以簡略的劃分為：古代是中華民族的創造時代，也是民族的本源，先秦和兩漢的燦爛文化和帝國的創造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中世紀是衰退期，由於外族入侵和大量的動亂破壞了中華民族的純潔性，但民族文化的核心保留下來，移到南方；現代則是再生的時代，需要彌補中世紀的斷裂，與過去的歷史連接。

　　也就是說，要和中世紀的混亂切割，我們繼承的是古代先賢的傳統與歷史，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種線性的中國歷史是為了說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一貫性，以說明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以免中國被視為一個被世界列強瓜分的領土，而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

　　清末以來的知識分子不只在建立中國史的敘事上，費盡心力嘗試將中國古代史的書寫硬塞入「中國」的架構中，從1840年之後的歷史也是如此處理。美國教授李懷印指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主要是出於個人所面臨的現存挑戰和關懷的一種回應；他們書寫近（現）代中國，主要是為了追尋此國家當前問題的歷史根源，以求正當化其解決辦法（solutions），而非一種追求真理的過程，或是為了重建真正發生的過去。」

　　依照李懷印教授的想法，20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主要有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現代化的敘事，強調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的挫折；另一種則是革命敘事，主角是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奪權的過程，敘事方式偏向浪漫主義，歷史是被帶向一個共產烏托邦的過程。不管是哪種敘事方式，都帶有強烈的現實考量。

　　如果將視角從中國學者的論述移開，看一下日本學者的論述，在《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中，教授岡田英弘和宮?淳子從內亞（Inner Asia）史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中國史。他們認為以往所謂的中國史，長期被勝利者把持，中國近代史更是被政治和意識形態壟罩。比如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並不是理所當然、眾所皆知的，而是在戰爭80年後，才由毛澤東塑造出的史觀。

　　歷史的說法有很多種，詮釋方式也很多元，但過去兩岸各有各的「正統」史觀，黨同伐異，不允許其他的詮釋方式存在。臺灣在1987年解嚴後，逐漸開放歷史的解釋權，歷史的論述百家爭鳴；然而，中國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仍只允許「正統」，限制言論自由，甚至對歷史詮釋上有不同意見時，還有身家性命的危險。

　　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從晚清說起。一開始顛覆鴉片戰爭的性質，指出英國為了捍衛自由貿易而發動戰爭，並非以往所說的侵略戰爭。接下來分析清末的幾件大事，為過往的歷史成見翻案；第二部並非以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主軸，而是從以往被誤解的北洋政府說起，最後談被國民黨政府吹噓的北伐，並不是蔣介石的雄才大略，而是援引外國勢力打擊自家人的戰爭；第三部則從民國政府開始說起，讓國民黨編織的近代中國神話破滅，解碼孫文、還汪精衛公道，一路說到抗日和國民黨為什麼會丟掉中國。

　　余杰老師筆耕不輟，除了各位正在讀的這本書，還有好幾本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論述。就我的淺見，余老師以一人之力戰兩岸官方的意識形態，嘗試建立一套中國近現代史的史觀，動搖現有的史觀，讓長久陷於成說定見的近現代史，開放出新的可能。

推薦序二

「我寫你思考」，思考維度才能深入海底

「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

　　自從我開始寫作後，撰寫的主題總離不開中國近代史，我陶醉於這段過渡期般的歷史，在東西方的交錯間翩翩起舞，有意無意的研讀歷史。

　　辛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民國是一個文化束縛還未褪盡，西方學術卻悄然確立，一切都是既古老又新鮮的年代。在這個死亡與浪漫交織、現實與傳奇並存的亂世歲月，孕育了一批呼風喚雨的政壇領袖，他們的個性、主張、命運，演繹成一個個不朽傳奇，為後人津津樂道。然而，除了這些「表面上看得到的歷史」以外，近代史還有什麼好探討的？

　　不知各位讀者是否曾聽過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這套想法除了能解釋心理學之外，也能套用在歷史上。我很喜歡用冰山來比喻民國史料，冰山外表高聳雄偉，當我們看見冰山上層那些「官方認證」的資料，就以為這是全部了，興高采烈的往上攀登，意圖捉摸清楚這宏壯的冰山。但其實想要了解它，不是要向上走去，而是向下探究，我們忽略了冰山在水底下體積更龐大的冰層，而這些看不到的事情，往往決定了歷史的命脈與轉折。

　　「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歷史為政治服務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東亞一隅，全球亦然。歷史教材凸顯有利當權者的內容，人物評價自然也要看其是否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政治往往令人失望，但這是不可避免、權宜之下的產物，要是像我一樣不站在過往歷史教科書的立場寫書，或讓青年自行思考、琢磨出道理，那天下豈不大亂？

　　不過，即使真相將打破眾人對於過去美好的幻想，我們也不能放棄思考。原始歷史是為了宗教神話服務、封建歷史是為了當權者服務，那近代的歷史呢？史學不再需要為了誰而刻意粉飾真相，只需要將最直白、最詳盡的歷史公布在世人面前。

　　同理，讀史要將視野放得宏觀，不要一味接受某項歷史觀點的知識。出於意識形態鬥爭，現今史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選擇性的忽略史料，只是從簡單的立場出發，以偏頗的治學原則處世。凡是有利於政治思想的內容，就加以發揚光大；凡是不利政治思想的內容，即使是客觀描述的史實，也均斥之為後人偽造。

　　正如歷史學者袁偉時所說：「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要讓自己追求真相，最重要的是強化懷疑意識、堅持獨立思考，不受限於單一史料。

　　本書中做得特別好的一件事，就是拋棄「我寫你讀」，採用「我寫你思考」，以特殊的觀點呈現歷史，以大量的史料應證觀點；提出舊有主張，比照現今看法，使讀者在閱讀之際，能對照、回想之前所學，並顛覆既有思想。

　　歷史並沒有真相，但倚靠史料，我們可以無限的接近真相，只有拋棄信仰與偏見，堅持懷疑和批判精神研讀，我們的思考維度才能深入海底。

　　埋藏在深暗洋流的歷史，正等著我們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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