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健全的社會：佛洛姆從人本主義出發，勾勒人類真正的理想生活

導讀

科技時代下的人性未來（節錄）◎紀金慶

　　佛洛姆的《健全的社會》出版於一九五五年，這是他最明確也最深入地談論政治制度與經濟結構的一本書，這與一九五五年前後的全球政治格局與美國經濟結構密切相關。

　　以當時的全球政治變遷來看，二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從戰爭時的同盟，轉眼變為全球兩大意識形態與軍事霸權的敵對陣營。

　　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主義確立後，美國對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持強烈敵意，進入後來人們稱為「冷戰」的時代，緊接著在一九五○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爆發，更讓兩邊陣營意識形態對立升至高點，再兩年後，華沙公約組織於一九五五年成立，形成蘇聯主導東歐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治態勢。

　　國際政治的主要兩邊勢力，一邊是蘇聯代表的極權式共產主義，透過一黨專政與計畫經濟管理社會。而另一邊則是美國與西歐所主張的民主自由與市場經濟，但實際上也逐漸形成技術官僚化與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結構。

　　此時，我們將鏡頭轉向美國本土，就更能明白佛洛姆當時寫作的背景。

　　在一九五○年代初，隨著我們剛剛分析的全球政治的緊張狀態，美國本土出現強烈的反共恐慌，著名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領軍展開大規模的「清共」行動。在當時，許多學者、作家、藝術家被貼上左翼思想的標籤而被視為危險份子，並遭到清算。儘管到了一九五四年麥卡錫聲勢瓦解，然而整體社會仍處於高度意識形態警戒中。

　　經濟方面，二戰後的美國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也就是後來稱之為「黃金年代」的蓬勃發展，在這一時期消費主義的市場經濟正進入高速發展的初始階段，電視、家電、大眾文化迅速滲透人們生活，自由與繁榮是當時美國人的直觀體感。

　　處在這樣的現實氛圍下，佛洛姆身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員，地位極其特殊。首先，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多數有深厚的左派傳統，他們是因應時代變化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次，法蘭克福學派的成立也與反對納粹極權主義的歷史有很深的淵源。

　　兩項條件點出法蘭克福學派與當前氛圍格格不入的特殊戰略位置，他們是左派思想的承續者，卻反對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這是因為蘇聯的共產體制和種種粗暴的政治操作背離了人性；而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也同樣不領情、不買單，他們看穿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並預示這種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將成為更深的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發展至最終極處時無需殺人，而是直接將人性自人內心深處麻痹埋葬，就能進行最有效的社會控制。

　　這就是佛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的核心關懷，他不是用一種非黑即白的邏輯要我們選邊站，而是同時看穿兩邊陣營外表看似對立，但其實內裡一致的共同前提，然後讓我們去設想，如果還有選擇的可能，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什麼樣的未來？我們如何掌握真正的自由？成為真實的自己？

　　被現代扭曲的人性追求

　　「十九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紀的問題是人死了。」

　　這是我們讀到《健全的社會》尾聲時，佛洛姆發出的終極審問。

　　尼采在十九世紀末提出「上帝已死」，原指傳統宗教的崩潰，而深一層的意涵則是西方文化的價值根基的徹底瓦解。延續尼采的這個判斷，隨著所有終極價值的消亡，並在經歷一戰、二戰與冷戰之後，人們對於一切意識形態的失望，佛洛姆擔憂在盡去一切意識形態過後，我們會不會進入一個看似沒有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更深地進入我們日常生活每一寸肌理的新世界，屆時人類迎來的將不是真正的自由與新價值，而是進一步導致人本身的消失。

　　佛洛姆自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通過整本書主張，我們仍有能力重新「讓人復活」，當然這不是靠神祕主義或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而是必須靠重建人道主義的社會、愛的能力與內在自由。

　　我們也特別關注他在書中所說的這句：「現代人具備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卻不具備使用這些力量的智慧。」

　　因此，關鍵將是：什麼會是使用這個巨大科技力量的智慧？從這個問題出發，我們將會看到《健全的社會》作為銜接他早期的《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以及日後的《愛的藝術》、《人心》、《人類破壞性的剖析》與《擁有還是存在？》等一系列著作的核心關懷。

　　什麼是有別於技術性思維，而能動用技術力量為我們生命服務的生活智慧？

　　例如，佛洛姆在《愛的藝術》和《擁有還是存在？》中始終強調的，愛是一種生產性的行動，是連結他人、擴展自我、創造社群的能力，因此，若技術不能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深層聯繫，而只加劇孤立、操控、消費，那就是非智慧的運用。又例如他在《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裡堅持主張的，真實的個性是能夠自由地選擇價值並承擔其後果的主體，因此，若科技只是為了滿足操控慾望、建立虛假形象、強化商品化自我，這是智慧的缺席，而在《健全的社會》與《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中你也會意識到，他默默堅持著智慧不僅僅是個人層次的品德，而是要設計能容納愛、創造力與對話的社會制度，這樣的社會必須讓工作要有意義而非只是餬口；教育要激發好奇心與責任，而非馴化；經濟要服務生活，而非讓生活服從經濟。

　　若沿著佛洛姆的哲學線索繼續追問，我們不難發現：我們的問題從未遠離他當時的憂慮，甚至已更深化、更結構化地進入我們的日常與文化肌理中。在今日的資訊社會中，我們能生成海量資訊，卻為何無法分辨何為真實與意義？我們能連接所有人，卻為何日益感到孤立與焦慮？我們能生產無限商品，卻為何無法回答什麼是值得擁有而什麼應該去守護？唯有將佛洛姆的問題重新擺置到我們現下的時代語境下，你才能發現佛洛姆的追問永遠不是過時的擔憂，而是對我們這一代人最切身的反思。

　　思考這一步，你就會發現佛洛姆依然走在我們前頭，例如他在《健全的社會》中幾乎超前了半個世紀以上為我們指出：現代社會對快樂的迷信，本質上是愛與自由的深層錯置，特別是當資本主義文化將「愛」與「幸福」轉化為商品邏輯下的「消費品」與「服務」，這個過程極具欺騙性，因為它披著自由與進步的外衣，實則在飼養一種「精神的嬰兒化」。

　　在當代以及未來的市場經濟中，幸福將持續被打造成消費的結果，而不是一種生命的成就。在書中他所擔憂的「美麗新世界」裡，我們被教導要「快快樂樂」，但這種快樂往往由外部提供、被動接收、短暫而空虛，如此一來，「快樂」與「自由」、「愛」本應是一體的生命活動結果，如今卻被扭曲為如何讓自己成為更受歡迎的商品。屆時，我們將走入佛洛姆所批判的現代文化氛圍裡，資本主義的未來是製造既無愛人能力、又無承受孤獨勇氣的「自戀型消費人」，而一旦如此，消費式快樂將不是自由的結果，而是逃避自由的補償。

　　愛生性

　　佛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尚未發展出他在二十年後於《人心》一書中提出的「愛生性」（biophilia）這個詞彙，但在書末，他已逐步接近這個觀念的靈魂核心。他不斷強調：真正的自由與快樂並非產於逃避現實，而是誕生在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創造性交會地帶。這種對活力、關係、開放與創造的渴望，就是日後《人心》中所命名的「愛生性」。在那裡，佛洛姆明確指出：對生命的熱愛是唯一能對抗現代死生文化與破壞性結構的根本力量。

　　佛洛姆是一個對現代文化發展進行系統性反思的哲學家，他一生持續不斷地寫作都走在這個漫長的沉思道路上，木馬文化出版社在過去幾年努力將這位哲人的一系列著作重新譯介到我們這個新時代，這在消費時代下是很艱難的嘗試，很具有意義的行動。

導讀

從異議中找尋意義的人性需求（節錄）◎蘇俊濠

　　《健全的社會》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冷戰時期，衰敗的資本主義及向極權傾側的背景下，同時是佛洛姆作為左翼知識份子最常受邀與政客交流和講學的狀態下所出版的。書的後半寫得異常厚重，因佛洛姆得為理想的人本社群社會主義提供足夠的支撐論述及具體建議，然而，這些對公共事務與社會制度的分析與指導，一九五五到五六年間引發他與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Dissent》（異議）雜誌上著名的論戰。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費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指出，由於佛洛姆淡化了精神分析對驅力或本能的重視，某程度上過度把人所處的社會結構視為人格或潛意識的參照物，使得不少正統的佛洛伊德主義者樂見對佛洛姆的各式批評。

　　這場寡不敵眾的論戰一度挫敗了佛洛姆，卻讓他在窘境中向第三任妻子佛里曼（Annis Freeman）尋覓慰藉，從中學會了自愛（self-love）的意義：由內而起。佛洛姆彷彿領悟到儘管社會急需改革，但人們不必等到政制更替以後才開展內在的革命：透過仿效藝術修為之道，人亦可抵抗消費文化的污染，用創造性的行動轉化世道。翌年，佛洛姆便出版了通俗易懂卻又非流行自助書的經典之作《愛的藝術》，他從此得以自在地書寫跨越學術與大眾領域的著作。

　　無論在書寫風格上，還是在改革的順序上（由社會結構到個體心理為先，當然他主張內外並行為佳），《健全的社會》都標誌著佛洛姆思想之調性轉換的關鍵前夕。事實證明，此轉換極其成功，他的事業和聲望都更勝從前。

　　人性的五大需求：用一生去回應的存在問題

　　人性，從正常到病態的各種表現形式，其實深受人們所處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所塑造。人既善又惡，是羊也是狼，一切端看社會在各個層面是否以符合或促進人性（或本能）中的潛在美善及健康發展之方向去架構。

　　由此可見，佛洛姆的語言雖然是社會學式的，基調卻是心理學式的，但要定義人性，還得看人類最核心的心理需要為何。他提出了五點：連結的需要、超越的需要、扎根的需要、對身分認同的需要，以及對定向架構和獻身的需要。

　　我試圖重新串連這些需要，並輔以不同精神分析師的觀點，凸顯佛洛姆這段旋律的和聲細節——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最大差別，在於人是唯一把自身生命視為一道問題的存在。我們無法不在這種獨特的生命處境下，用最大的激情去回答一連串人性問題：我自哪裡來（扎根）？我是誰（身分）？將往哪裡去（獻身）？?

　　出生的必然創傷，造就人類永不止息地渴求對「家」的依賴。生物學上，人不過是離開了母親的子宮，但心理學上，出生帶來了分離的原初焦慮（primal anxiety）與孤獨感，並激起「重新合一」的亂倫或共生幻想，心理上的不願出生亦意味著個體性的喪失。

　　出生使然的兩難——離家便感到無助與孤獨，留在母親身邊卻會失去自我—驅使人去尋找能夠再次滿足他的依賴需求、又能建立身分認同的新對象。在社團、政黨、教會之內「我跟你站同一邊，共享同樣的理念」的歸屬感，撫慰了人身為被拋入世界的孤獨者的焦慮。

　　新的身分認同所屬的文化、歷史與傳統，更提供了人生一個「定向架構」，使人們能夠為特定的價值或信仰而戰、貢獻、被記載，讓人生在世有了方向與意義，激情亦尋得出口。

　　人性的需要有其被滿足的特定方式。蘭克（Otto Rank, 1994-1939）強調，人必須克服與母愛紐帶（maternal tie）斷裂之恐懼而心理地「出生」，或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人必須象徵地「弒母」，才能告別「舊家」的思考囚牢，在「新家」重新連結與發展。為了踏上個體化之途，剩下的兩個人性問題可以表述為：我能成為神嗎（超越）？我若不是神，又能是什麼（連結）？?

　　每個人都有感受自身創造力的需要。溫尼考特認為在夠好的母親照料下，小嬰兒會產生「身為神」的錯覺，這美麗的錯覺使他信心滿滿地開展每天的創世工程（如發明一種遊戲方式、享受照顧一隻布娃娃），並被自己所驚豔。如果一切順利，此超越身為受造物，能根據需要而像神一般地創造的力量，將繼續在某個文化場域中發揮為「創造性取向」，最終這錯覺又能順利地幻滅。

　　幻滅指認識到自身不是神，自己就像其他生活在地球上的兄弟姊妹一樣是個平凡人，於是這時候最美的創造，就是「去愛」，人藉此獲得克服自戀並與他人連結的滿足。

　　從「我是神」對超越的追求，到「我是人」對連結的渴慕，居然回頭答覆了因出生創傷所帶來的兩種存在恐懼（蘭克強調）和人性需要（佛洛姆強調）：突破與母親共生而失去個體性的死亡恐懼（death fear），超越以成為完整的自己的需要；克服與母親分離而必須獨自承受孤獨的生命恐懼（life fear），連結以和別人共融的需要。

　　出生的兩難成為了兩全，成全了死亡需求——在愛之中與他人結合為一，與生命需求——在創造中找到並超越自我。

　　缺陷的社會：極權主義及追隨者的心理

　　在《健全的社會》時期的佛洛姆相信，決定人格的因素主要是文化：人性的需要、激情和規律，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與環境，及不同的滿足途徑，被促進和扭曲至完全相反的心理健康結果，因此他才有別於其他精神分析學家，主張心理健康「必須定義為社會對人的需要所做的適應」。愈能適應的正面方向，就愈體現出規範性人本主義的精神；愈是異化與機器人化的負面方向，其極端形式就是極權主義。

　　延續前述心理需求的調性，在極端值上我們毫不意外，當一個人浸泡在永遠受到全能母親保護的潛意識幻想，他必然習慣以個體性為代價，換取從威權而來的安全感與肯定。在放棄理性與客觀思考的自我面前，對定向架構和獻身的需要很容易被抽象的形象與論述所點燃，成為非理性的激情。可想而知，這樣的人其實是無能的和缺乏創造力的，他必須通過偶像化或屈從於某領袖、政權或主義，去填補自戀的空洞。儘管他們有所生產，也只能產出贗品，或做出供自己膜拜的偶像；看似友愛的行為，也只是機器人一般的盲目跟風；類似愛的行徑，其核心仍是自戀的。絕大多數的連結與愛，都只是以其美名的利益交換。

　　《逃避自由》談極權主義作為現代人逃避自由的方式，《健全的社會》則是進一步解釋極權主義是如何作為一種滿足途徑，吸引著人性需求被高度異化的、從未成為自己生命主人的人。換言之，人被生命恐懼（離開母親）與死亡恐懼（自我負責）雙重嚇窒，不論忙碌或庸碌地度過一生，亦「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如若真的貫徹佛洛姆的批判思考，我們可曾想過除了延續上世紀的威權與父權以外，今天某類政治正確的主張或科技為王的思想，也是值得保持警醒的異化與機械化之途？

　　被異化的需求裡，可有反抗的希望存在？

　　從今天回看，對關係取向精神分析有相當影響的當代自體心理學家利希滕伯格（Joseph Lichtenberg），提出五個基於滿足及回應先天需求之動機系統（motivational system）。簡要比對之下，我認為佛洛姆提出的五項人性需要，的確對傳統精神分析強調的攻擊（厭惡系統）與性（感官與性慾系統）的本能需求有所忽略。

　　然而，我並非要像佛洛伊德主義者般就此抬出批評，相反的，假設佛洛姆是對的，多數人的性格與行為都難逃被當前文化風氣或多或少地異化的命運，這便讓人不禁奇想：由於性與攻擊蘊含著生物本能的激情基調，那會否在各種需求都被高度異化的大環境下，二者反而仍能保有從異化中逃逸的自發性，成為反異化之希望的力量泉源？

　　閱讀佛洛姆是一個螺旋下探的過程，透過他日後的《人心》、《擁有還是存在？》、《存在的藝術》……在健全的社會來臨之前，我們又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或創造出那些真正能安撫原初的分離焦慮與威脅，並讓心靈能持續在告別中再次連結、在分裂後重新整合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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