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不用數字的研究：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第6版)

作者序—深度思考力研究，不一定要用數字

由長期角度來看，決定社會興衰的，是人的思維模式，也就是看一個社會中的菁英有沒有嚴謹的思考力，以解讀及因應各種社會現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

像蘇格拉底一樣的思考

這本書要談的，是如何借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鍛鍊出更有層次的思考力。特別是當你正準備攻讀或正在撰寫博碩士論文，擁有豐富實務背景，又不想只走統計問卷那條路，那麼接下來的內容會與你的掙扎十分貼近。如果你屬於另一群讀者—例如企業主管、政治領袖、法官與律師、媒體記者—希望自己的推理更細膩、判斷更周全、決策更能經得起時間考驗，你也能在書中找到不少提醒與靈感。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聰明人，常常做出看起來不太聰明的決策？企業主管一次又一次為失敗的企劃案扼腕，直到公司蒙受損失才驚覺：若當初有人早一步指出其中的盲點，結果也許不會如此難看。政府部門推出政策時，常懷著善意出發，最後卻在民怨中收場。法官在審判時面對似是而非的證詞與證據，為了維護正義，卻有可能作出日後被視為與社會感受脫節的判決。這些例子都在提醒我們：缺的往往不是資訊，而是思考方式。

同時，職場所看重的能力也在悄悄改變。過去企業用人，多半著眼於專業能力與執行效率，例如會不會寫程式、懂不懂財報分析、做事是否積極可靠，薪資也多與這些條件連動。然而，正如大前研一早已提醒的，未來企業的第一優先，將從「會做」轉向「會想」。能不能提出關鍵問題、能不能用批判式思考整理混亂的資訊、能不能看見選項之外的第三條路，將決定一個人職涯的高度與影響力。

回到大學教育與管理學的現場。2006年前後，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大學紛紛掀起「個案熱」，大量引進哈佛式的個案教學，老師去國外取經，學校鼓勵上課用個案、老師寫個案、學生論文也採用個案研究。只不過，使用個案並不等同於培養思考力。有的個案像一則好故事，讀完之後能讓人看見盲點；有的個案則只是換湯不換藥，學生讀完只得到幾句結論，反而少了追問的動力。關鍵不在「有沒有個案」，而在「個案怎麼寫、怎麼教」。

我們逐漸意識到，要把「個案教學」用好，前提是必須先懂得如何做「個案研究」。我們熟悉的邏輯，多半是歸納與演繹：從個別整理出共通，或從既有理論推回現象。但批判性思考要走得更遠，就不能停留在這兩種路線，而是要進入辯證的層次。可以說，辯證邏輯是培養批判式思考的基本內功。若尚未掌握辯證，只學會運用個案，很容易落入「只學招式、不練內力」的窘境。看似掌握了許多案例，實際上只是多聽了幾個故事，卻沒有學會如何拆解矛盾與重組觀點。用這樣的方式談「獨立思考」，終究會流於口號。

批判性思考需要一套慢慢練出來的內在工夫，而質性研究正是這套內功的訓練場。透過深入訪談、長時間觀察、反覆詰問與修正觀點，研究者被迫像蘇格拉底一樣，不斷問：「為什麼是這樣？還有別的可能嗎？」在這個過程中，思考不再只是對理論的背誦，而是對世界的追問；不只是把答案寫對，而是學會把問題問深。這種能力，不僅是寫好一篇論文的條件，更是成為一個有判斷力的知識工作者，在任何領域都能站得穩、看得遠的基礎。

學術研究之稗類

近年來，國際管理學界的風向已悄然轉變。長久以來，量化研究在管理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只要缺乏變數、數據與統計，就容易被視為「不夠嚴謹」。在主流眼中，質性研究常被貼上「稗類」的標籤—如同次等的米，只能當作不上檯面的知識，彷彿是學術圈中的邊緣故事。於是，質性研究在不少學者心中成了次級、粗糙、缺乏方法論嚴謹度的象徵，甚至被戲稱為「敗類」。

然而，質性研究真是次等方法嗎？這種刻板印象早在2004年後即被學術界重新檢視。美國管理學界開始反思，當前實證研究日益簡化，與企業現場的距離越拉越遠，研究問題不免流於技術操作，缺乏深入的現象理解。這股風潮並非否定量化取向，而是點出了量化研究的局限；然而，質性研究本身也絕非毫無瑕疵。一些質性作品雖自詡深刻，卻只是冗長敘事，無具體理論貢獻，與其批判的量化報表無異，也失去說服力。

問題至少有三個面向。第一，多數人仍不清楚量化（實證）與質性（詮釋）研究究竟差在哪裡，也不理解質性研究為何能培育思考力。第二，大部分研究者並不熟悉質性研究如何展開、如何收集資料、如何評估品質，因此在閱讀一篇自稱質性研究的文章時，難以分辨其為佳作還是膺品。第三，我們缺乏一套廣泛接受的準則來判斷質性研究的好壞；若以信度與效度衡量質性研究，就像想用公尺測量水的容量，本質上並不相符。

在這樣的時刻重新學習質性研究，尤具意義，且時機正好。質性研究的價值並不只在於撰寫案例，更在於培養辯證性思維。政治大學司徒達賢教授早已提醒：台灣的管理研究過度依賴統計工具，但統計並非理解社會現象的唯一途徑。若研究者被「以量取勝」的心態綁住心靈，大量時間會耗在收集問卷、拼湊變數，而非追問問題本質與提出創新洞見。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博士生為了迎合發表制度的規則，把心力押在技術操作上，不僅無助管理知識的提升，也可能讓研究與實務越走越遠。

反觀個案研究，其核心在於深入觀察與細緻分析，從複雜的現象中提煉出具有啟發性的觀點。這種研究方式與企業現場的距離更近，也更有機會提出對社會與管理實務真正有意義的理論。

然而，雖然我認同個案研究的重要性，但心中仍有一份擔憂：我們對「個案研究」的理解是否一致？若標準過於寬鬆，也難以服眾。現實中，許多自稱個案研究的作品，不過是訪談少數經理人，再把訪談內容歸納成一篇文章；有些研究即使訪談了數十人，寫作時也只是羅列公司發展的歷史事件，再把幾段敘事勉強套入某個理論框架，最後便宣稱是質性研究。這些作品更接近教學案例或雜誌專訪，距離真正的質性研究仍有相當差距，而這正是質性研究者需要謙卑面對的批評。

如果你來自業界，並不以研究為主要任務，本書將讓你一窺質性研究的精髓，理解辯證思維如何運作；若你準備撰寫市場報告，也能從這些方法中獲得新的視角。若你正攻讀碩博士，猶豫研究主題或研究方法，本書也許能協助你理解質性研究的另一種可能。若你身處學術界或研究機構，手上握有珍貴的田野資料，想嘗試投稿學術期刊，本書能讓你縮短摸索過程，更快掌握質性方法的核心精神。若你是學術期刊評審，書中的討論更能為你提供判斷作品品質的準則。

從更長遠的視野來看，質性研究要強化的，是歸納、推理與辯證的能力。這些能力不僅是研究的基礎，也攸關一個社會能否保持洞察力。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所說，決定社會興衰的，往往不是資源，而是人們的思維模式—尤其是社會中掌握影響力的群體，是否具備嚴謹的推理與判斷力。學習質性研究，就是學習這種深度思辨，使我們能在愈趨複雜的世界中像蘇格拉底那樣追問、辨析與理解問題。

感恩的必要

在這段漫長的寫作旅程中，我始終感念一路給予指引與鼓勵的師長、同事與學生。雖無法一一列舉，但每一位在我生命中出現的人，都以不同方式留下了珍貴的印記。英國克林菲爾大學的愛德華茲（Chris Edwards）教授，是帶我踏入學術世界的啟蒙者。他的提問總讓人既期待又忐忑—先逼你從懂變到不懂，再從困惑走回理解；「三點心得」的練習當時讓我苦不堪言，如今卻成了思考的基礎。

在英國華威克大學，奧默羅德（Richard Ormerod）教授與麥基（John McGee）教授則讓我看見學術的另一種風景。奧默羅德教授帶我走進企業實務，使我學會如何在高階主管面前保持從容，並提出具有深度的問題。麥基教授更帶我踏入牛津，與歐陸學者展開一次又一次的辯證交流，若沒有他的牽引，我無法站上那個學術視野更廣的舞台。

亞頓（Philip Yetton）教授亦師亦友，提醒我理論建構的深度並不來自努力的多寡，而是來自對自己的要求。佩迪谷（Andrew Pettigrew）教授是我在華威克時的指導老師，如今任教於牛津。他總問我：「學會辯證後，你的人生改變了什麼？」然後要我一再地「Think deep, and deeper」。他的期許至今仍像迴聲，推著我往更深的思考前行。

過去陪伴著我成長的學生，如今也開始反過來陪伴我—這是學術生命中最幸福的循環。最早畢業的陳蕙芬，如今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以「柔韌設計」為學術識別；歐素華在東吳大學發揮所長，擅長於金融科技；徐嘉黛則赴英國倫敦大學（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進行博士後研究；關欣於元智大學開拓金融科技的研究。他們的成長，總讓我欣慰不已。還有歷屆的碩士生，每一次田野調查，看似是我在帶著他們，其實往往是他們在照顧我。他們的貼心與支持，是讓研究得以順利完成的力量來源。

然而，若沒有「研究媽媽」林華玫助教與我的妻子莊淑娟的默默付出，我們所有人恐怕都難以安心研究，更不可能完成這本書。她們在背後照顧生活、調整節奏、安頓心情，是這個團隊真正的支柱。讓我代表團隊，向這兩位「研究之母」深深致謝。

蕭瑞麟

第一版，完成於肯特崗（新加坡國立大學），2006年5月30日

第二版，完成於倫敦，2009年1月30日

第三版，完成於木柵（政治大學），2016年11月1日

第四版，完成於哥本哈根，2017年8月8日

第五版，完成於考文郡（華威克大學），2019年11月4日

第六版，完成於政治大學，202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