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唐詩的多維視野

序

　　這本小書是一份紀念，是個人對唐詩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書中收錄了五篇論文、一篇附錄，由最早的〈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以迄最晚的〈論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與表現模式〉，撰述發表的時程橫跨了十七年。十七年的時間，必然能引起諸多歲月的感慨，滄海桑田，莫過於斯。所謂渺滄海之一粟、縱白駒之過隙，蝸牛角、石火光之類的比喻，無非都是對宇宙的敬畏與對存在的唏噓，但智慧卻又是由此而生，在不可承受之輕中創造了永恆回歸之重。其中點滴，又何須多言？

　　如今成書，不能免俗，約略言之，本書所收論文中，除「王維」一文，其他四篇都完成於博士修業之前與結業之際，此後則開始擴展領域，兼治紅學，「王維」一文反倒成為唐詩研究的尾聲。期間所論，系統成書面世的有《唐詩的樂園意識》、《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兩部專著，而這幾篇單一論文得以結集成冊，便於讀者觀覽，實須感謝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黃文瓊副總編輯的極力玉成。各章的出處謹個別交代如下：

　　〈李賀詩歷代評論之分析〉，《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2卷第1期（1993年6月），頁129-158。

　　〈李商隱詩之神話表現〉，《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4卷第1期（1995年6月），頁1-18。

　　〈論唐詩中日、月意象之嬗變〉，彰化師範大學中文系主編：《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唐代詩學）論文集》，1998年5月，頁323-352。

　　〈李、杜「閒適詩」比較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7卷第2期（1998年12月），頁35-61。

　　〈襟三江而帶五湖──初唐文壇的彗星王勃〉，《聯合文學》第17卷第5期（2001年3月），頁42-45。

　　〈論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與表現模式〉，《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209-254。

　　諸篇收入此書時，則依論述對象的時代先後編排，透過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的位序，以見唐詩發展變化的軌跡，王維一文因此居首；而關於日月意象的討論則因屬跨時代的宏觀考察，因此置諸最終，隱含總收之意。

　　透過目前的編列，雖然諸篇文章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與聚焦主題，仍可以清楚看出時代精神遷變的內在消息。從盛唐王維、李白、杜甫的深厚、向上，到中唐李賀、晚唐李商隱的微細、偏歧，唐詩藝術的發展自是越發尋幽探勝，風光無限，但詩人的心靈走向卻是逐漸逸離正軌，失去了「博大、均衡、正常」的人性格局。李賀之陰魅，在「詩鬼」的稱號中表露無遺；李商隱之哀淒悱惻，也是絕望至極的椎心泣血，毋怪乎成為神話解構的大師，「地老天荒」、「天荒地變」之類的末日表述主要出現於此二李的筆下，非為無端。連帶所及，日、月這兩個人類最親近、熟悉的宇宙意象，天天點綴在生活舞臺的背景上，觸目可及、不離不棄，竟也因為「觀看之道」的改換而展現出前後迥異的面貌，人之呼吸時代空氣，可謂入骨透髓，乃在個體的獨特性之外又參與了集體的共感，於是烙上了類似的印記。原來所謂的「超越時代」，真正的意義是帶著時代往前多走幾步，而前進的動能則是來自文化的哺育與同儕的激盪，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沉厚豐沛、生存環境的鏤刻形塑，對於成家為師之輩而言，其重要性實與個人天賦才性不相上下。

　　在這個由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所組成的唐詩的多維世界裡，年輕的心智最容易為李白式的豪邁奔騰、李商隱式的纏綿悱惻所觸動，以為人生的精髓在於狂喜大悲，「強度」乃是衡量價值的標準；隨著經歷日多、體悟日深，卻領略到王維式的境界高妙至極，也動人至極，此際已轉向「深度」、「厚度」的範疇，也進入更高層

次的成熟，詩人與讀者皆然。

　　有學者曾經定義所謂的「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這番闡釋洗練深刻、精準入微，與其用在蘇軾身上，施諸王維可能更為切合，畢竟東坡固然曠達自適，於晚年的最終時刻、浪跡天涯海角的困窘絕地猶且展現出「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清明心境，令人感佩神往；實則仍不失刺眼的鋒芒、陡峭的凜然，一絲乍洩，是非陡生，以致終身跌宕曲折，事出有因。

　　王維則不然，早慧睿智，復以修為自持，真正幾乎完全做到德國文學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所言：「內心深處有一種寧靜和一處庇護所，任何時候你都能夠退避到裏面去，而保有自己的本色，??雖說這種本事人人都有，但卻很少有人能掌握住，並發揮出這種本領來。」此所以王維的人格特質及其詩歌風格總帶有一種「透明的隱祕、安靜的熱情、遙遠的親切」，若即若離、味淡韻長。試看〈終南別業〉一詩所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山水之癖何嘗亞於棄俗之隱士，卻無妨自得其樂，不染一絲厭俗負性之氣；至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境界，比諸東坡〈定風波〉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更加舉重若輕、不落痕跡；最後的「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一聯最是盡顯通透無礙的自在，「偶然」而不「必然」，袪除了非如此不可的執著自限，坦然順迎各種因緣，因此，可以「談笑無還期」的對象乃是林中老叟，桑麻菜蔬、柴薪鹽米之瑣事皆可津津樂道，渾然不覺時間之流逝，既完全沒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陋室銘〉）的矜傲，較諸東坡所自豪的「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王維的輕描淡寫也更顯真正的無差別心。由於已達此一超然化境，故無論身處任一時、地，遭遇何種人、事、物，皆能玲瓏圓滿。

　　唯耽於情濃者，往往停留在入乎其內的激盪層次，錯失出乎其外之後淡泊寧靜的弘遠深沉，以致謬以「無情」非議王維，殊不知適得其反，所謂「靜水流深」（Still waters run deep），表面波瀾不興正因為深不可測。明代詩評家鍾惺便探得此一奧義，所謂：「情艷詩，到極深細、極委曲處，非幽靜人原不能理會。此右丞所以妙於情詩也。」以及：「右丞禪寂人，往往妙於情語。」誠為金睛洞視之見。唐代王維之外，民國的弘一大師亦是絕佳明證，今古呼應，雖然王維屬於世間與出世間相即相融的隨遇而安，在家身、出世心，證知朱門、蓬戶本質無異，故始終皆是摩詰；弘一大師則是先入後出、濃極轉淡，前半生的紅塵翩翩與後半世的禪門寂寂截然二分，終於拋棄了李叔同，脫胎換骨，但本質上兩人都屬於能探得「極深細、極委曲處」的「幽靜人」、「禪寂人」，其「妙於情語」的「情艷詩」自不同於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類的執迷，一般讀者當不易體會。因此，王維雖然時代較早，卻是最晚寫成，其理應然。

　　「一個求道者可以活在世界裡，卻不能讓世界活在他的心裡」，對照舉世浮動的心思、競進的姿態，此言誠暮鼓晨鐘，聞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