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節錄）
儒學傳統源遠流長，自先秦孔門定其規模，歷經漢唐諸儒註釋疏解，北宋諸儒與南宋朱子暢其源流，王門諸子特加發揮，以至二十世紀當代新儒家唐、牟、徐賦予新詮，可謂德澤深厚，綿延不絕。儒學雖然在二千年前發祥於中國山東半島，原是地域性色彩濃厚的一套學問，但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儒學價值系統對於二千年來東亞各國尤其是日本、韓國、越南等地區的社會與文化，卻造成深刻而全面的影響，而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資產。
但是，盱衡東亞各國學術界對於儒學研究的既有成果，多半仍局限於日本學者溝口雄三（1932-2010）所批判的「國家歸屬主義」（見氏著：《方法????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頁304）。各國學者以語文之便，多半仍以研究本國的儒學史為主。以中文學術界的狀況而言，海峽兩岸學者仍以研究中國儒學為職志，他們以卷帙浩繁的論著，闡先聖之遺意，發潛德之幽光，其有功於聖門，自不待言。但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密切互動與對話，而且「全球化」成為潮流的新形勢而言，我們必須嚴肅考慮將東亞儒學視為整體進行研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我倡議將東亞儒學視為整體加以研究，主要是著眼於：儒學雖起源於中國，但是，卻是東亞各國文化的共同資產，我們如能宏觀儒學在東亞各國的發展，博覽儒學在東亞各地之異致與同調，並衡定東亞儒學的內涵與特質，那麼，我們將可以在新世紀的「文明的對話」中，充分運用儒家精神資產作為東亞文明與世界文明互動與融合的基礎。
基於這種信念，我在1997年關於中國孟子學詮釋史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並出版《孟學思想史論•卷二》之後，就一面改訂《孟子詮釋學》英文書稿，另一方面也以較多時間集中在日本儒學史的研究，希望將來也擴大視野，兼及韓國儒學的發展。現在收集在這部書中的十二篇論文，是我這幾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這十二篇文字，大致可以歸屬為兩大範疇：一是關於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傳統的探討；二是關於中國思維方式，尤其是對「身體思維」的研究。這兩個領域在現有的東亞思想史研究論著中尚未獲得充分的論述，有待大力加以開拓，勉強可以稱之為「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本書第一部分《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包括三篇論文，第一篇就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學的研究目標、方法及方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第二篇則扣緊解經者的「歷史性」這個問題，論證東亞思想史上儒家經典的「超時間性」，正是建立在解經者的「時間性」之中。第三篇，分析並討論儒家經典中蘊涵強烈的「宗教性」之特質。接著第二部份《日本儒學與經典詮釋》包括五篇論文，分析近三百年來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儒者對中國儒家經典的詮釋。從十七世紀的伊藤仁齋開始，十八世紀下半葉的中井履軒，到十九世紀末葉的山田方谷（1805-1877），以至二十世紀的內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人，三百年來日本的儒者或思想家，莫不誦讀《四書》，並留下為數可觀的解經作品。包括中、日、韓各地的東亞儒者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解經著作，潛藏著巨大的學術能量，可以讓我們開發出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經典詮釋學。我不想重覆書中各篇文字的論點，我想在此強調的是：三百年來日本儒者浸淫儒學，詮釋經典的經驗顯示兩種類型的張力：第一是普世價值與地域特性之間的張力。儒學經典所傳遞的是一套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系統，日本及朝鮮等各地域的儒者，身處特殊而具體的歷史時空環境之中，重新詮釋儒學經典，常常感受到「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而必須有所調和於其間。第二是作為儒學傳統的詮釋者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張力。第一種張力常常表現為東亞儒者在詮釋經典中的永恆價值，並落實於特殊地域情境時，所感受的拉鋸關係。第二種張力則常表現為作為經典詮釋者的東亞儒者的文化的與政治的「主體性」之安頓的問題。這兩種類型的張力及其所激發的種種方法論問題，不但具有東亞文化的特色，而且也具有詮釋學的普遍意涵，值得我們努力以赴，深入挖掘。
本書第三部份題為《儒家身體思維探索》，包括四篇論文，所探討的是極具東亞文化特色的中國思維傳統。第十篇論文對「中國思維方式」這個領域加以鳥瞰，我們指出「聯繫性思維方式」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大特徵。古代中國思想家「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進行聯繫性思考。宇宙萬物，隨機點化，皆具妙理。在中華文化傳統常見的「聯繫性思維方式」之中，「身體思維」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新領域。本書第十、十一篇探討中國思想史中的「身體政治論」之特質及其涵義，第十二篇則討論中國古代儒家修養功夫論的身體隱喻。中華文化中的《詩》教傳統源遠流長，溫柔敦厚，浸潤在詩教傳統中的中國人論事「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見焦循：《毛詩補疏•序》，晏炎吾等點校：《清人說詩四種》，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39-240）。在以「詩性思維」（略可與Ernst Cassirer所謂“Poetic thinking”相比擬）為特徵的中華文化傳統中，「隱喻」（metaphor）特別發達。早在先秦孔門，孔子已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的名言，到了劉勰（彥和，約公元465-532年）撰《文心雕龍•比興篇》，更是大加發揮，精義全出。正如拉寇夫和詹森有力地指出的，「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學而已，「隱喻」是人所賴以生存並認識世界的重要工具（參看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這種說法在中國甚至整個東亞思想傳統中，更是彰明較著。人的身體正是中國人思考政治及其他諸多問題的重要「隱喻」，在研究上實有其巨大的開發價值。
2004年4月12日修訂
